记者：今年自主招生很多学校都在针对教育扶贫，但我关心的是，大学教育扶贫的政策最终能不能落到真正出生于农村的孩子而且品学兼优的学生？比如他有可能在城市重点高中学习，但他的户口在农村。虽然出发点很好，最终的目的能不能达到？

秦春华：我想补充一下“校推生”的政策，刚才提到的30-50名是个限额，不意味着对其他学生的大门就关闭了，如果学生表现优秀也同样有机会进到光华管理学院就读，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另外刚才谈到农村扶贫的问题，《国家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刚刚颁布，现在对于我们国家日后的发展来说，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学，尤其像北京大学，它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要把这个历史责任承担起来，我们必须要为改变农村学生的教育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及其明确的。但是，我们同时一定要采取稳妥的方式，我非常同意您刚才的这个意见，我们特别要避免我们本来设计很好的政策，然后由于执行过程当中的不当、不严谨而导致这样的优惠政策，最终没有落到应该落到的学生身上，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设计。

我想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怎么样去避免？一个是人、另外一个是地方，我们在选拔农村学生的时候，不光是要看到他的身份、农村户籍，这是第一位的，我一定要防止通过改换身份然后来取得这样的优惠条件，这是不可以的。另外一方面，我的工作要做的非常细，我不是把政策出来就完了，我一定要落到实处，要去观察这个学生过去成长的环境，长期生存的地区和就学的中学，这点我们必须考察到，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个事儿做几年就废了。

蔡洪滨：我也想再补充一句，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能提高考扶贫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扶贫的问题，不是说你给别人救济的问题，我们对农村学生或者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有一些特殊政策，你不能说我们是在救济这帮人，而我们是在这帮人里挑出非常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他家庭环境的原因、因为社会的原因，他没有跟其他人同样的资源，他可能比其他人更优秀，所以不是扶贫，而是我们在找尖子，像龚老师，他是在农村长大，你说他是不合格的老师吗？显然不是，社会各界很多优秀人士都是农村出来的。

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我们不能叫做扶贫？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出来的小孩他能够做到这点，是说明他们有非凡的毅力和过人之处，才能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取得现在的成就。挑这样一些人，不只是我们现在公立学校做个样子，实际上世界上哈佛大学其它学校录取本科生也找这样的人，家庭环境非常艰苦但自己非常上进非常有毅力的人，所以媒体朋友千万不能把这个东西简单的把“扶贫”这样的词套在上面，这对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极大极大的误解，对这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中新社：因为咱们在学院面试的过程当中考虑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笔试成绩50%，第二方面综合素质成绩50%，咱们在挑选经管人才的时候是不是一直觉得个人的综合素质多元化更重要？这两个50%放在一起考虑是什么？根据是什么？

龚六堂：我们是挑选面试考生的时候按照笔试成绩50%和综合素质成绩50%，面试的时候就不再看这个了，这跟MBA、EMBA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