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市民待遇”

心急如焚的家长们每天轮流向教育部的有关司局打电话，也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答复。“并不是教育部不积极。”一位接近教育部的学者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而是异地高考问题太复杂，不是短时间、凭教育部门一己力量所能解决。”

一位家长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教育部门曾向他们提出过解决方案，孩子们可以“借考”，只要当地教育部门协调即可。不过家长们并不认可。“我在北京工作纳税，孩子也从小在北京读书。”上述家长表示，“我们事实上就是北京人，要的是平等的市民待遇。”

赵亮宏介绍，借考制度事实已存在多年。按规定，“因公”“长期”“集体”在省外工作的职工子女，允许在居住地高考，但不参与当地的录取。

熊丙奇将此种方案称作“技术性”方案，“根本算不上一种改革”。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规定，“异地借考”有三个前提：借考地的考题与户籍地完全相同，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批准，父母现工作单位征得所在区（县）高校招生办公室同意。“借考”后，学生的高考成绩将送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录取，或者就在当地录取，但需户籍所在地把录取指标拨到当地。

重庆市教委的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这一方案的操作十分困难，当前全国有17份高考试卷，流入地与流出地考题不同，教育资源亦不均衡，且划拨指标很难协调。

在家长们看来，比较合理的方案，是放宽高考报名资格，从“户籍+学籍”为准，调整为“居住证+学籍”或者“多年纳税证明+学籍”的标准。他们根据北京对房屋、汽车“限购令”，提出了以五年纳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记录为准的具体建议。

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教育部比较认可的主流观点。韩民表示，从教育部的表态可以看出，逐步放宽标准将是一个方向，最主要的限定乃是父母在当地就业，在居住地已经比较稳定的人群。

积极推动高考户籍改革的北京邮电大学法学学者许志永对此曾有过测算，一旦开放以户籍为标准的报名门槛，所谓的“留守儿童”都有可能来京与父母团聚，数量约为94万。

他参与起草的一份建议书认为，由于近年来北京市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如果这些适龄留守儿童在未来五年全部到北京来上学，北京的中小学生数量只是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略多8%左右；相应的教育经费需增加78%，即平均每年12%。北京现在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18.58%，相比纽约的31%而言，并非不可承受。

韩民分析，逐步放宽报名标准，户籍学生的升学名额会被部分占用，本地学生录取几率也会相应变小。此外，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也更丰富，如果高考环节放开，也会产生以获得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为目的的教育移民。当地政府要保持当前生均投入，压力势必大增。

在不少学者看来，要真正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根源在于对分省指标制度的改革，乃至对整个高考制度的重构。

然而，分省指标制是否应当取消，学界和业界仍有不同的声音。在熊丙奇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是建立“统一测试+高校自主招生”的考试招生体系。一方面，高考完全社会化，考生可不分户籍，在各地自由报名，进行统考；另一方面，学校有录取自主权，可以结合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考生所在地区的教育水平也纳入评价体系，不分户籍进行录取。

不过，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分省指标制度对于保障落后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仍有着积极的作用，何况若要调整当前的分省指标，还会遭遇来自高校所在地的更大阻力。

韩民强调，以地方投入为主的教育投入机制，将教育变成一种地方公共产品，必然与地区利益紧密相关。而区域间的投入差异，也进一步导致教育资源、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在他看来，对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改变造成此种高招制度的财政投入模式，加大公共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投入，方为正解。

财新《新世纪》记者张艳铃、实习记者杨玚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