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校领导（除一位因为分管缘故继续留任)集体退出该校学术委员会，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剥离。该校党委书记丁烈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让行政管理更加精细化，因为校领导也好，学科带头人也好，不可能是全才。”(10月29日《长江商报》)

　　将此看做华中师范大学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并不为过，但要坚持这一大方向的不偏不倚必定前路艰险。我国的大学治理是一个处在巨大转型中的复杂系统过程，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一发动全身。以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为例，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终究绕不开行政权力，学术项目、经费的申请，是否真正唯学术不唯权力其实是很难说的。应该说，相较于全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独立、高校自治属于较为容易的切入点。但即便如此，维护这一机制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有赖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实际上，光靠高校内部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教育体制大环境的松绑。当前，公权力对教育的介入其实是很深的，而长期以来的行政化浸淫，大家不仅习以为常，相应也形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这正是问题的难解之处。大部分教授、校长、官员对此都熟稔已久，改革的动力较小，改革的对象却注定基数颇大。

　　迈出形式上的学术去行政化，已相当不易，更进一步的改革需要有关方面的胆识、魄力，以及从上至下的改革动力。在很多场合，我们都能听到不少高校校长、教育领域官员对现今大学行政化的不满和批评，但当改革触及核心利益之时，改革的阻力大增，动力也可能消减。要实现高校真正的去行政化，一蹴而就和浅尝辄止都是应警惕的。

　　去行政化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实际上至为关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改革裹足不前许久的当下，零星的探索值得鼓励。要将其星火燎原，当务之急是要立法先行，确定改革步骤，既表明改革的决心，也保障行政权力、学术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所谓世界一流公立大学的管办分离，即是如此。这和新教改的思路其实也是契合的，在今年通过的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中，已经明确了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方向，接下来重在落实。

　　之所以必须管办分离，在于高校内部权力对学术造成的倾轧，表面上看是高校行政化的结果，但究其本质不过是整个教育系统，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内部普遍行政化的必然衍生。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政府可以通过拨款机制来体现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多、过死，以实现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合理权责划分。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去除在于管办分离，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去行政化，必须有体现学术第一、高校自治的大学章程。外部立法和内部章程，互为补充，才能保证高校选任、议事、决策的独立性，最终实现政治的归政治、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 (王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