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应首先着眼于改变大学校园的小环境，致力于通过“去行政化”和矫正评价机制来激发教师爱本职、敬本业的热情，而不应动辄将大学浮躁之风归咎于外部原因，更不应简单地认为提高待遇就能化解体制性问题

被学生称呼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近日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表示，由于国家对教育投入过低，导致高校教师的待遇“太差了”，有些教师因此不专注于学术而忙于“捞外快”。他认为，国家应大幅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严格限制教师的“创收”收入。(10月31日《扬子晚报》)

　　作为大学校长，李培根为大学教师的利益鼓与呼，这一点可以理解，也值得肯定。不过，目前大学教师的待遇真的“太差了”吗?待遇问题真是很多大学教师追名逐利的缘由吗?曾做过十多年大学教师的我，对李校长的说法并不能苟同。

　　任何职业的待遇好与差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要看跟谁比。在教育系统内部，大学教师的待遇要比城市中小学教师好得多，更不要说跟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相比，那简直有天壤之别；跟其他职业相比，大学教师的待遇与公务员大体相当，众所周知，眼下公务员是令人羡慕的高待遇职业，如此，你还说大学教师的待遇“太差了”，这是跟谁比呢?总不能跟贪官污吏比吧?如果大学教师的待遇“太差了”，其他职业的待遇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大学教师的待遇好不好，还有其他几个比较项。一是职业的“辛苦度”，大学教师可谓最轻松的职业之一，很多大学教师平均每周只上三四次课，其他时间便是私人时间，不必坐班，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二是职业的“稳定度”，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几乎是“铁饭碗”，尽管有些高校说要搞“末位淘汰”之类，但是光打雷不下雨，这一点与公务员职业很相像；三是职业福利，不说别的，只说住房，很多大学教师购买的都是学校的集资房，在房价高企的当下，仅此一项大学教师就获得了多少额外待遇?

　　实际上，判断某个职业的待遇好不好，也许根本不需要作如此多方面比较，只看人们是否热衷于从事该职业即可。“国考热”持续发烧，充分证明公务员是令人羡慕的高待遇职业；争做大学教师的热潮稍逊，只是因为这个职业的门槛太高(现在多数高校招录教师都规定“非博士不要”，有些高校甚至规定“非海归不要”)、招录人数有限、涉及人数不多而已，实际上做大学教师是众多博士毕业生的首选。因此，所谓大学教师的待遇“太差了”，这种说法在时下中国是有些矫情的。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确实不足，但是，教育投入的问题之一恰恰在于过分向高等教育倾斜，导致农村基础教育薄弱，而一些高校花钱大手大脚。国家确实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政府增加的投入应着重于填补基础教育的欠账，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偏远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而不是首先提高大学教师的待遇。

　　李校长的上述建议，类似于官员的“高薪养廉”。人们之所以质疑“高薪养廉”，既因为目前官员的待遇已然很高，更因为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更高的薪酬未必能够“养廉”。同理，目前大学教师的待遇本来就不低，进一步提高待遇未必能够扭转大学的浮躁风气。很多大学教师为什么热衷于追名逐利?关键在于行政化渗透于教育各个环节，大学校园犹如官场，教育评价机制、学术评价机制严重扭曲，热心于教学的教师得不到应有的评价，热衷于科研的教师得不到课题和经费，教师的种种切身利益都掌握在学校领导及教育部门手里，他们不得不丢下斯文去托关系、找门路，不得不以表面功夫应付行政化管理。浮躁的大学造就了浮躁的教师，要求置身于官场化大学的教师们埋头于教学、专注于学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再高的待遇也无法遏制他们“创收”的冲动。所以，大学校长应首先着眼于改变大学校园的小环境，致力于通过“去行政化”和矫正评价机制来激发教师爱本职、敬本业的热情，而不应动辄将大学浮躁之风归咎于外部原因，更不应简单地认为提高待遇就能化解体制性问题。（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