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称，高校教师工资低才不专注于学术而忙于捞外快。国家应大幅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10月31日《扬子晚报》)

　　“根叔”的抱屈，不禁让人想起此前北大副教授阿忆的一次著名“哭穷”——针对网友“太不敬业，四处走学术穴”的指责，阿忆在博客中公布月工资单：4786元，并表示：“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顶级名校的教授级教师，月工资尚且只有4786元，那些一般高校普通教师的工资状况，也可想而知了。

　　如果先撇开教师“捞外快”的种种不谈，实际上，在当今中国，这种“低工资”逼迫效应——扭曲、催生出的职业怪现状，又何止高校教师？医生、工人、农民等等其他各种社会职业，类似情形同样普遍存在。比如医生，“低工资”下催生普遍而心安理得地“拿红包”、“开大处方”；再如农民工，“低工资”不仅导致“民工荒”挥之不去，而且激烈维权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但相比于教师、医生拥有的众多“捞外快”途径，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农民工在遭遇低工资逼迫时，所可能寻找到的出路和办法，将更加逼仄，也更值得警惕。

　　就此而言，不合理收入分配现状下的低工资，损害玷污的实际上不仅是某一个行业的“崇高和神圣”，更是几乎所有社会正当行业及其从业者的“崇高和神圣”。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的，“贫困应该被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