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备受期待的户籍制度改革出现了另外一番状况。近日，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户籍改革先行者的重庆，因为在多所大中专院校强制推行“农转城”政策而受到媒体关注。尽管重庆市教委表示将立即纠正，坚持依法自愿原则，严禁将转户与学生毕业证书颁发、资助、奖学金和评优评先等挂钩，但调查表明，当地多所高校的学生称，“逼转”仍在进行中。

　　政府的发展意愿和改革措施由教育系统来强力动员和落实，不能算是一件新鲜事。在此以前，有乡政府起草拆迁信让中小学生动员父母签字的创举。虽然强制学生“农转城”与“拆迁从娃娃抓起”不可混为一谈，但从学校扮演的角色和体现的力量来看，其中显示出的政府与教育机构之间、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在政府意愿向下传导过程中，学校显示出了超乎一般的管制能力和动员能力，手握毕业、资助、评优等资格发放，效果当然是显而易见，操作起来也是简单易行的。

　　在强制学生“农转城”的问题上，重庆市教委相关人士回应称，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当地少数学校和个别教师对政策理解不到位、宣传不到位、解释不到位，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政策执行起来走了样”、“好事没有办好”，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操之过急，这是再常见不过的解释，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思路。但放在强制学生“农转城”做法上，在教委“发现一起，制止一起”的表态之后，管理部门仍有“自愿不等于自由，尊重不等于放任”的观念，老师和学生仍有“农转城”的任务压力，“农转城”仍然成为需要高度统一步调、严格控制进程的行动，那么农民的“被城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执行问题。

　　讲究方式方法，坚持自愿原则，当然是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讲究了方法，就能完全达到户籍改革的社会目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之下，农村人口对改革在推进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迟疑、出现了非自愿的情况，至少说明，割裂城乡、区别对待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还有个如何改、改成什么样的问题。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即便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也需要从政策设计上周全考虑农民向城市户籍转变过程中，其生存和发展可能面临的震荡，避免城市化带来的农地收益日渐提升的过程中农民利益损失，造成新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以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为目标的改革，如何在推进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必须的自由和平等，避免“为改而改”而导致政府意愿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状况出现。

　　在今天，自由迁徙和居住已经基本不受户籍的限制，现有的户籍制度之所以广受诟病，非改不可，就在于户籍刻意划分了城乡两个世界，形成了权利、保障和福利不公。但我们必须确认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不等于农转非，城镇化不等于户籍城镇化率这一表象，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不是为城市化解困，而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户籍在任何一种权利归属上所起到的作用。这其中最基本的底线，就是要保证任何人的利益都不因改革而受损。

　　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最清晰的体验者和判断者，对自身权益的选择不可替代，也无需替代。任何一项政策要取得民众的信任和理解，最根本的方式，不单是讲究方法，而是将选择的权力交给民众，这才是户籍制度改革面向自由和平等的内涵所在。（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