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各大高校对国家标准的落实越来越严格，有些高校的院系、专业还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标准，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的现象很常见。

 

“据我所知，有些学院去年大约有一半的人没有按时拿到学位证”，目前正在某知名大学攻读博士三年级的小王临近结业，压力依然不小。小王说，按他们学校规定，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早在前几年，他们学校就曾清退数十名超过学习年限的博士生。

 

“导师或学生自己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毕业延期。”小王说，“博士生压力确实很大，既要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还要跟着导师参与各种科研课题，除此之外，大部分博士读出来都快30岁了，不得不考虑工作、家庭的问题。”

 

那是否应该延长研究生培养年限？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指出，如果学习上不投入，精力分散太多，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对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度思考，如此所谓的学习时间长了，反而不利于保证学生质量。

 

就博士生培养来说，阎光才告诉记者，即使在美国，不同高校对博士生培养年限要求也不同。以2003年度为例，美国当年毕业的博士从注册到毕业所用的时间，短的一般3—5年，长的可能十几年，在不同学科之间，物理学领域总体所用时间最短，平均值为7.9年；而教育学所用的时间最长，平均值为18.2年。大多数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是持续性学习，而如教育等有关学科则多为在职学习，实际上，教育专业的学习者本职工作经验对提高学位质量是有益的。

 

对此，阎光才建议可以针对不同学科门类有条件地放长年限。他说:“一般理科的基础研究领域，不间断的8年已经足够了，当然前提是学习不能间断；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工科领域可以适当延长，因为毕竟社会经验和工作实践，对于博士生教育还是有意义的。但有些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培养，一旦间断时间长了，恐怕很难保证质量。”

 

 

围绕学籍管理的讨论，必然会引出两种高等教育模式的利弊选择，具体来说，就是“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

 

应该说，“宽进严出”是国外高等教育招生、培养模式的主流模式，美国就是高等教育“宽进严出”的典型代表。1971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然而，与之相对的美国大学毕业率并未大幅提高。美国企业研究所2009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以2001年入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385所四年制高校的毕业率，结果显示，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学生在6年内能毕业。

 

北京科技大学规划办张武军、徐宁曾撰文介绍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德国，为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各大学和专业都保持着一定的淘汰率，有的学校和专业的淘汰率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如亚琛工业大学的平均淘汰率近50%；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电子技术专业淘汰率有时高达90%，淘汰的原因包括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不到规定的学分、论文不符合要求等。

 

反观中国，几乎所有高校的毕业率均在95%以上，当“就业率”越发成为高校内外看重的重要指标时，显然，毕业率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宽进严出”的模式该不该引入中国？此次华中科技大学的清退事件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是“宽进严出”的支持者，他说，“‘严进宽出’的模式存在弊病，学生招进来就放羊，教学过程走形式。‘宽进严出’，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教学质量。”当然，他也强调，“这种做法得跟学校的整体改革配套，彻底改掉大学行政化的格局。”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宽进严出”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具体国情，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宽进严出”使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出现不平衡，造成资金、资源和人才的浪费。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将之形象地比喻为“人多地少的中国不能推行‘广种薄收’，只能推行‘精耕细作’”。

 

“在我国，‘宽进严出’对某些大众化类型高校而言应该是可行的，而对部分精英高校而言，只能是‘严进严出’。”阎光才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宽进严出’的尝试肯定面临一些实际问题。但是，要‘严出’就应该公平地‘严出’，被清退的一小部分研究生不应成为教育管理问题的替罪羊。解决资金、资源压力，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嘛。”洪成文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