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对教育的敬畏感正在逐步削弱甚至丧失。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侵蚀着教育的肌体。在教育机构的某些角落（如个别风气不好的学校），由此而滋生的毒瘤甚至使其斯文扫地。在很多高等学府里，某些教育者本身对教育缺乏敬畏感恐怕不是个别现象。一些教师不再有当初作为教师的崇高感，一些教育管理者也缺乏教育的神圣感。行政权力或公权力不太顾忌地挤压教育与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

 

人们不禁要问，对教育敬畏感的缺失会把中国教育引向何处？当今中国是否迫切需要对教育的敬畏感？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能重拾对教育的敬畏感，中华崛起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梦。

 

 

敬畏应该首先缘于对教育崇高和神圣的认同。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元帅毛奇有句名言：“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这句话足以让我们看到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教育的崇高和神圣。然而，教育之崇高和神圣还不仅限于此。

 

对于被教育者而言，教育能使其成为真正的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学到一些知识和技能，而且能明白人生的真谛。通过教育，学生可逐步明白天地人之道。不仅如此，学生还可以从中找到人之为人的各种尊严。这些难道不是教育崇高和神圣的理由？

 

假如学生只是把教育看成今后谋生的工具，假如学生在学校里看到功利与浮躁盛行，假如学生看到教育在行政与公权力面前唯唯诺诺，他们还会感到教育的神圣与崇高吗？还会敞开心扉接受教育吗？

 

对于教育者而言，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能感到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应该能使教师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教师真正敲开学生灵魂大门的时候，其崇高与神圣感即在其中了。另外，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自己或许能找到心灵归宿。只有把自己的灵魂大门向教育敞开时，教师才可能开启学生灵魂之门和智慧之门。而在此过程中，教师自己的灵魂也不断得到升华。这又是何等的崇高和神圣！然而，当教师为职称而折腰时，当教师为房为车而逐利时，当教师的爱心不再给予学生时，教育的崇高和神圣不仅荡然无存，甚至连教师自己也斯文尽失了。

 

社会对教育的崇高和神圣本来是认同的。中国历来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说。中华民族曾有“天地君亲师”之位。人们曾经把大学视为殿堂。然而，当拜金主义悄悄在学校蔓延时，当大学校长的地位要以“级别”得到认同时，那份崇高与神圣自然被动摇了。

 

敬畏缘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天地君亲师”虽有封建糟粕，但毕竟说明师之地位甚高。过去的达官贵人地位再高，却不敢不尊师尊教。最不可思议的是，清朝的武训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却要行乞为教。若不是把教育看得那么神圣，武训大概不会有那般的义举；若不是对教育的敬畏深入社会，一个乞丐断不会做出那般惊天地泣鬼神之举。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礼记》中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有积极意义。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里则有创新教育的思想。韩愈的《师说》更成为论教的名篇。之后的儒家门徒对教育亦多有论述。那些光辉思想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值得继承的瑰宝，而且永远值得我们敬畏。如果我们丢失了那份敬畏感，中华民族真有可能不打自垮。

 

敬畏还应该缘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然而很多人却没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应该使我们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

 

不妨让我们看看马克思究竟说过什么与教育相关的话。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还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不妨想想，马克思的这些话给教育何种启示？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否包含人本主义的教育观？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又在何种程度上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我们的教育者又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我们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又应该对教育有什么样的敬畏？

 

 

如果整个社会对教育都有一份敬畏感，又是何种情形？

 

如果学生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就应该有对生命意义的敬畏，对生存价值的认同。他们会把接受教育看成生命的神圣，把受教育看成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的“人”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洗礼，透过洗礼寻找对生命意义的虔诚。学生对教育的敬畏感可以把接受教育上升到自由自觉的层面。如果学生对教育真正心存敬畏的话，其学习目的、学习动力乃至基本品质，则都不成其为问题了。

 

如果教师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自然会有神圣的责任感。教育者应该把教育学生看成培育生命一般，教育的过程甚至是对生命的礼赞；教师若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则会把教育的过程也视为自己灵魂超越的过程；对教育的敬畏感还能使教师真正地“以学生为本”，把学生看成教育的主体，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

 

如果社会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就不至于让校长的身份以级别去衡量。如今，校长的级别恰恰是教育没地位、社会对教育缺乏应有尊重的表现。公权力对教育若有敬畏感，则不会对教育的很多事务指手画脚，则不会对教育本身的规律视之不见，则不会有那么多的领导指示。

 

 

要重建社会对教育的敬畏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有一份自觉，即是对教育的崇高和神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观、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等应有自觉的认识。

 

教育界之外的整个社会当然也有责任。然而，最关键的莫过于政府的作用了。

 

首先，要大大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尽管目前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但却是建立在工资外的“创收”或“项目提成”上。之所以出现此种状况，还是因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若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言，也是教师不得已而为之。当教育者忙于“创收”之类的活动，即便是在学术的旗帜下，那一份斯文与尊严都没有了；一旦教育活动在很多教育者那里变成赤裸裸的功利时，在教育者自己心目中的那份神圣感自然也没有了。由此，学生对教师的尊敬也减少了，社会对教育的敬畏感也没有了。因此，国家应该一方面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教师的类似“创收”收入。这是重拾教师尊严的必要而基本的手段。

 

其次，要尽快建立行政权力或公权力对教育的敬畏感。校长及其行政系统不能滥用对学术的权力，其实这也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公权力对教育的作用，更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这应该逐步形成一种习惯。官员对教育真有一份敬畏感，则不会有关于教育的过多干预。政府官员应该明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何等的重要，而自由发展的关键恰恰在于教育。

 

有了行政权力或公权力对教育权力、学术自由的敬畏，社会对教育的敬畏感也就随之而来了。

 

如果我们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就应该有一份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