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师“一言堂”的培养体制下,在导师指导博士生人数不受约束的条件下,在导师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良莠不齐且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博士生并不是博士学历“量多质低”的罪魁祸首,相反他们是博士生质量不佳、博士学历贬值的直接受害者

    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推出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让人们注意到,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此后,不少媒体开始围绕“中国博士的质量在迅速下降”这一话题进行报道或展开讨论。其中“为发论文重金购买学术期刊的版面”“创新能力越来越低”“无法让用人单位满意”等报道,让人越加质疑博士生的学术道德和科创能力,甚至禁不住蔑视起这个拥有几乎可谓是“最高学历”的群体。

    可是,博士学历越来越“水”,真的是因为博士生们自己不求上进吗?也许确有这种情况,比如为往自己脸上贴金,通过各种关系去读在职博士“混”张文凭的个别人。但对大多数靠自己实力读博的青年们来说,用“不求上进”来形容他们恐怕有些冤枉。

    就拿一个导师动辄同时指导众多博士生这一点来说,就不是博士生可以自己选择决定的。至于博士生一年见不了导师几面,甚至常年见不到导师,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积极主动,而是因为同时承接N个课题、包揽N个项目并且身兼N个行政职务的导师自己手底下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根本顾不上与学生交流。更何况,接课题、做项目、搞行政都是名利双收的事情,相形之下,指导学生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呢?

    有的是见不到导师,有点则与导师关系太“密切”。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就嫌导师对自己的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给导师做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9月13日《南方周末》)

“老板”,这个博士生们对自己的导师的称谓,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因为在中国的高校中,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大有从“师徒关系”演变为“雇佣关系”之势。博士生的研究方向由导师定,补贴由导师出,论文由导师改,文凭由导师定……一切的一切都掌控在导师的手里,不管他们叫“老板”,合适吗?

    就像吴安平说的那样,不少博士生自己希望专心从事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但导师的指令无法违抗。据他所知,有的导师甚至会暗示学生:想做自己的事?除非你不想毕业。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创新?不少曾怀揣着科研理想拜入名师门下读博的青年,最后都被耗得热情丧尽,沦为文凭的奴隶,甚至为发表论文不择手段。

    其实,对于自己手里那张越来越廉价的文凭,一些博士生自己比别人更加看不起,在博士生的圈子里甚至广为流传着“不孝有三,读博为大”的戏言。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读到博士的人往往年近三十,同龄人大多都已有家有业,个别青年才俊甚至已经事业有成,而自己却才摆脱“食堂-寝室-实验室/图书馆”这三点一线的生活。除了那张文凭以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9月初,华中科技大学传出消息:拟清退307名“超时”硕士生和博士生。此举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破除硕博研究生“零淘汰”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机制积弊”,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可是,在笔者看来,博士生并不是博士学历“量多质低”的罪魁祸首,相反他们是博士生质量不佳、博士学历贬值的直接受害者。在目前这种博士生师承一人的指导制度下,如果培养体制依旧不能得到相应的调整,导师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仍难以保障且缺乏监管,淘汰博士生等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就起不到提升博士生整体水平的作用,而只能使被淘汰者面临“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