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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大妈，似乎已经淡出时代的视线

记忆里戴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淡出视线

年轻80后大学生挑起街道社区工作重担

城市基层治理的“小政府”式探索

过年了。记得小时候，年前几天，戴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就上门了，督促大家打扫卫生，还会附送对联或“福”字，让各家贴在门上。可是，今年，我们家压根儿就把对联这茬给忘记了。不过，走在小区里，还是能感受到浓郁的年味儿，因为，居民楼间，红灯笼挂起来了；家有孤寡老人的，又接到社区的通知，大家一起吃年夜饭…… 看过《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这两部反映市井生活的经典电视剧里，都出现过一个角色：居委会主任。如今，那个戴着红袖章、东家长西家短无所不知、保洁治安一把抓的大妈，似乎已经淡出时代的视线。

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中：小区治安有保安、保洁有清洁工、民政有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大妈可以说在，也可以说不在了。

作为一个城市里生活、长大的孩子，过年，不禁让我怀念起居委会大妈来……

我的故事

只要有一个孩子大喊：“大妈来啦！”剩下的小朋友们立马作鸟兽散。只剩大妈在街头喊：“小鬼头！这里踢球很危险的！”

现在想来，之所以害怕居委会大妈，是因为大妈和父母都很熟，万一她去家里告状，就免不了一顿打了。

小时候，很喜欢和玩伴们在居民区的小路上踢球。小路平时没什么人，但一到放学时候，正好是大人们上下班的高峰，人来车往很不安全。

我们经常踢着球在自行车与行人间穿梭，车铃和行人们的抱怨是听不进耳里的。唯一能让我们败了兴致撒腿就跑的，是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

只要有一个孩子大喊：“大妈来啦！”剩下的小朋友们立马作鸟兽散。只剩大妈在街头喊：“小鬼头！这里踢球很危险的！”

现在想来，之所以害怕居委会大妈，是因为大妈和父母都很熟，万一她去家里告状，就免不了一顿打了。

那时候，一直觉得居委会的大妈是个神人，好像住在附近的所有人她都认识。两口子吵架了，找她评理；谁家有个老光棍了，要找她介绍对象。

那时的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居民不论公事私事，都找这个“大家长”。

去年春节后，我突然意识到，记忆中的居委会大妈，已经消失很久了。

徐丹和陈怀的故事

社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群众机构，现在的工作仍与人们的衣食住很贴近，同时也已经成为执行政府工作和表达民情民意的最“前线”。

当时，毕业班的我，在杭州一家报社实习。有一天，去闸弄口社区采访一则社区新闻。闸弄口社区负责与我接洽的，并不是戴着红臂章的阿姨，而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名叫徐丹。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在交流中，我发现，徐丹竟然不是杭州本地人。虽然我小时候就住在闸弄口社区附近，但是对这个社区的了解还远不及徐丹。当时采访的是社区里的一位老妈妈教居民织毛线帽。

“我们看到社区里一位老人给自己织了一顶红帽子，既保暖，又好看。就请她在社区的新办公楼里，义务教大家织毛线帽。”作为专职社工，徐丹是那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冬日的暖阳里，老人们戴起手织的红帽子，笑作一团。一个新杭州人，把一群老杭州人哄得开开心心。

今年春节，QQ上，徐丹告诉我，她已经借调到街道其他单位，但做的还是社工的活。

27岁的陈怀(化名)，也在闸弄口社区工作。

如果说过去的社区像一个大家庭，那么现在社区的邻里，就远没有那么熟稔了。高楼取代了平房、大杂院，生活节奏加快，都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住在你对门两三年的人，你也未必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社区大家庭没了，“大家长”自然没了用武之地。

陈怀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处理社区民生保障工作。

年轻化，已是现在杭州社区工作者的一个特点。据2009年的统计，浙江省近2.2万名社区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为38.6岁。

陈怀是绍兴人，2006年9月大学毕业后进入社区。

“社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群众机构，现在的工作仍然与人们衣食住很贴近，同时也已经成为执行政府工作和表达民情民意的最‘前线’。”这是陈怀对社区工作的理解。

陈怀来到社区后，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为“庭院改善”工程，作居民的思想工作。

其中，平改坡、立面整治等涉及住宅楼本身改造的工程，是居民最敏感的。

“有的住户不愿意改动自己家的保笼，有的住户不愿意拆掉家里的雨棚。”陈怀说。

为此，她经常要登门拜访这些住户，向他们陈说利弊，也要跟庭院改善办协调，“把居民的意思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