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薛涌

　　针对清华、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博士最大的输送地的事实，我提出了停掉大部分国内的博士课程、在博士教育上“搭美国的便车”的主张，引起了郭之纯先生的批评。(见早报9月15日第10版)这种批评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是我们多年陈念的一种反映。

　　郭先生的立论有两点根据。第一，在国际竞争中，各国进行技术保护。没有自己的博士课程，中国在技术上就永远落后，永远给人家打工。第二，从事实上看，到美国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不回来，不能指望让美国给我们培养博士。

　　其实，仔细分析就知道这两点都似是而非。国际间的高精尖技术当然有保护。人家投资开发出来了技术，享受着自己的知识产权，凭什么和你分享？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博士教育上不与你分享。这么多年来，美国已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博士，可见美国的博士教育还是与世界分享的。

　　几年前，我就出版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并引起不少争议。我对中国经济给别人“打工”的忧虑是由来已久了，不过，靠博士课程并不能结束“打工”的困境。美国在19世纪开始赶超欧洲时，并没有什么自己培养的博士。大多数技术发明也都属于欧洲。但是，美国经济为这些新发明提供了最好的应用和赢利的条件，结果欧洲发明的技术纷纷服务于美国。如今全球化的程度远高于19世纪。中国的经济已经大大得益于外资，为什么不能得益于美国的博士课程呢？中国的留学生大部分不回来，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科研土壤还不够肥沃和健康，甚至少数回来的人呆几年水平就蜕化、再无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首先要改变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真需要博士，大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即时购买。这比维持一个缺乏效率的博士培养体制要便宜得多、也有质量得多。

　　另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博士学位本身不是一个独家的技术专利，而是创造这种技术的专业训练。保护专利是经济发展之基础。但创造这种专利的教育和训练，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基本可以在美国获得。第二，博士学位的意义远超出高精尖技术的范畴。历史学家们现在大体同意：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基本出自大学之外。20世纪以来大学虽然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日益加深，但其主要的理想和目标还是传授和增进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精神，自中世纪起就是无国界的。把大学当成是某公司商业研发的秘密实验室，等于扭曲了大学的本质。比如，在美国研究历史，人家有什么向外国人保密呢？反而是在中国，一个普通的明代文献也可能被学术官僚垄断、旁人难得一见。

　　半个多世纪前，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人成了卖国贼。现在反省一下：你自己造不出质量靠得住的船时，买船租船岂不是更明智？中国的博士课程不是不能有。但现在这么烂的博士课程确实一个不能留。砍掉这些博士课程，有助于大学集中到本科教育这个基本使命上来。日后上马博士课程，也要先看一看：这样的博士课程能不能达到国际水平？如果不能就不容许上马。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一流人才拿到了清华、北大博士班和美国几个二流博士班的录取通知，都决定到美国去读，那么国内的博士课程还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呢？靠这种博士课程，就能让中国摆脱“打工”之命运吗？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