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日制”补习班里，补习时间从早上8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学生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奋战民办学校的小升初测试，甚至有培训学校打算将“全日制”学习模式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课程项目，并安排专人负责招生和宣传工作。

　　“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全日制’班培训，学生们都各自回家准备小升初考试了。”4月28日下午，记者致电成都市望子成龙培训学校，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而就在几天前，早上8点多，成都市驷马桥某商业楼内的一所培训学校里，几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一天的“全日制”学习了。

　　今年六年级的王乔（化名）3个月前就开始在这里补习了。“培训班里一个班级的同学很少，老师问题讲得很详细，环境也安静，在这里学习后，我的成绩提高了不少呢。”最近，王乔一直没有回学校上课。

　　记者了解到，像王乔一样到培训学校进行全日制补习的学生最短的学习一个月，最长的超过半年。参加这种补习班的学生大多成绩中等，不过，其中也不乏成绩优秀的学生。还有个别学生不在学校上课，也不在补习班里，而是由家长请来培训机构的老师在家里进行一对一辅导。

　　他们的目标就是“五一”小长假里成都10多所民办学校举行的小升初测试。

　　去年4月，成都市出台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实施意见》，规定从2012年起，小升初严格执行“按户籍划片参加微机派位”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想跨区域择校的家长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民办学校身上。而民办学校小升初测试普遍早于公办学校登记报名的现状又增加了择校的不确定性。

　　“我想让孩子读户口所在地的一所优质公办初中，可学校说时间未到，不接受报名；而民办学校已经开始测试，要是不参加，万一按户口微机摇号分不到那所优质初中，孩子怎么办？”今年3月，家住成都市浣花溪附近的家长闵女士在联系几所初中碰壁后，只好把“宝”押在民办学校考试上。“民办校虽然学费昂贵，可毕竟教育质量好”。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家长都抱着和闵女士相同的态度让孩子准备考试。竞争的加剧，让家长们纷纷把希望寄托在考前的“闭关集训”上。“他们就是冲着这次考试来的。”据望子成龙培训学校一位龙姓老师介绍，这学期初，不少家长前来咨询是否有小升初“全日制补习集训”，学校灵机一动，立即辟出一间教室，安排专任教师办起了这个“全日制”补习班。

　　“补习时间从早上8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补习内容就是语文和数学两门，语文侧重阅读和写作，数学主要是奥数。”据龙老师介绍，这些都是小升初测试考查的重点内容。参加补习的孩子大多是成都本地小学生，也有几位来自攀枝花、眉山等外地学校。

　　这样高强度的集训效果究竟怎样？龙老师说，对一直都在培训机构学习的成都学生来说，最后这一个多月的集训主要起巩固强化的作用，而对很多从未学过奥数的外地学生，结果可能是“颠覆式”的。

　　她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位来自成都邛崃的学生刘灿（化名），之前从未学过奥数，六年级开始在这家培训机构接受数学的强化训练，最后直接被推荐去了成都一家有名的民办学校。

　　据了解，除了“望子成龙”，目前在成都的“戴氏”、“名师点拨”等一些知名培训学校里，都开办这种“全日制”培训班。

　　有培训学校表示，随着家长们的需求不断增大，他们会及时调整策略，以招揽更多这样的优质生源，甚至有学校打算将“全日制”学习模式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课程项目，并安排专人负责招生和宣传工作。

　　“原本只是在初三或高三学生中才会出现的现象，如今在小学六年级学生中也开始蔓延。”成都一位多年采访培训学校的同行告诉记者。

　　每个月4000—5000元的收费也挡不住家长报名的脚步，“没办法，要是想上某所民办学校，就得上有民办学校教师给学生上课的培训机构，而这些内容，在公办小学里并不会涉及，为了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贵也值了”。

　　“就看这次考试结果怎样了……”4月30日早上，成都西川中学小升初测试考场外，家长张阳略带紧张地对记者说。

　　张阳的孩子刚刚结束了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学校“全日制”补习，这次小升初考试，她给孩子报了3所学校，每天1所，连考3天。

　　“娃娃学习一直都很刻苦，参加‘华罗庚杯数学竞赛’还拿了个一等奖，考民办学校还是很有把握的，让他去‘全日制’班再增加些胜算。”张阳说，鉴于今年非常激烈的小升初考试，4月15日，她到学校给孩子请了半个月假，然后找到了一家培训机构的“全日制”班。

　　“半个月收费3000元。”张阳说，虽然也心疼钱，但如果孩子能顺利考上，这钱花得也值了。

　　据了解，在成都的培训机构里，像这样的“全日制”小班培训，收费一般都不低。“考前一个月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微博)考前‘全日制’培训，收费4000—5000元；考前两个月‘全日制’培训，收费8000—10000元；如果是一对一名师上课，费用则会更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培训机构老师介绍。

　　另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谢勇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从去年寒假起就开始在某培训机构进行一对一补课，收费大约6000元一个月。由于面临小升初考试，就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现在每天在培训机构上半天课，其余半天完成辅导老师布置的作业。谢勇说：“孩子上的是突击班，补习15天，收费4000元。”

　　为何家长们舍得下这么大的血本？“你要考民办学校，如果不参加补习，基本没戏！”在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门口，一位家长向记者道破了其中奥妙。

　　原来，每年小升初测试，不少民办学校在学生报名时都发放了各自往年的考试题和不同的出题方向，这些题目往往都超出了小学6年的教材内容，很多还涉及奥数。而在公办小学，老师们都会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授课，不会涉及这么深的内容。孩子们要搞懂这些题目，只有依靠补习机构。

　　“培训机构的老师会针对这些民办学校的历年考题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辅导。”这位家长说，他曾经了解过，这些培训机构的老师很多都来自孩子要报考的民办学校。“这就基本相当于命制考试题目的老师给孩子补习，谁不动心呢？”

　　而望子成龙培训学校一位负责接受咨询的老师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给孩子安排的一般都是七中嘉祥（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成外（成都外国语学校）、实外（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的老师。”

　　正是因为这种师资优势，让一些家长对这些培训机构十分依赖。张阳的一位同事在4月里的最后10天，给孩子从培训机构找了5个老师在家补习，还戏称自己的孩子是“钢铁战士”，从早上8点一直学到晚上10点。“没办法，为了小升初，拼了！”张阳还介绍，像她的孩子这样请假到培训机构学习的学生，在孩子的学校不在少数。“家长要么找熟识的医生开一个月或半个月的病假条，要么直接跟学校说去补习，老师们其实都心知肚明。”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这些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之间是否有利益关系，值得探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全日制’培训班现象和一些学生课后参加培训班不同，小学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和应该承担的教学任务，如果老师明知学生离校是去参加补习班，那么学校监管就存在严重漏洞，甚至是和义务教育法相违背的。”

　　哪怕是五六年级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有五六年的补课史。面对补课市场的火爆，连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感慨：假期报名的学生最多，每到那个时候，“就像打了一场大仗一样，累得会掉一层皮”。

　　如果把小升初比作一场战役的话，临考前的“全日制”培训就是这场战役的总攻令，而对于很多家长和学生来说，打响这场战役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更早。

　　苏杨是成都市肖家河街附近一所小学五年级（2）班的学生，虽然小升初距他还有一年时间，但他参加培训机构补习的时间却超过了5年。在他家中的书桌旁，记者见到了两张密密麻麻的课表。一张是学校每周一到周五正常上课的课表，另一张则是周末和暑期他在培训学校补习的课表。

　　记者看到，每个星期六，苏杨的时间基本交给了社会补习机构。上午8点半至10点，补语文；10点半至12点，补英语(论坛)；下午2点半至4点半，是两个小时的奥数集训。

　　苏杨告诉记者，从一年级开始，他就是这家培训学校的常客了。一二年级时，妈妈帮他报了美术兴趣班和拉丁舞兴趣班；到三年级，他开始补习英语和数学，“数学就是奥数启蒙班，老师说这是为将来小升初打基础”；到五年级，父母又给他增加了语文，这样苏杨在学校学的所有科目都在这家培训机构得到了“对应”。每门科目的补习费用不菲，一学期下来，苏杨花在培训班上的钱超过了3000元。

　　而在苏杨班上，像他一样从小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占到了80%。“只有不到10个同学没有补课，我在培训班上，就遇到了3个班上的同学。”苏杨说。

　　对家长送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火爆场景，在一家培训机构工作了3年的冯丽（化名）深有感触。

　　从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后，冯丽就进了成都这家培训学校。从此，每个寒暑假对她来说都无异于一场煎熬，“就像打了一场大仗一样，累得会掉一层皮”。

　　在这家培训机构，她是一个分校区的负责人，还兼着该校区的初一英语教学任务。“每个寒暑假都是我们的招生旺季，各个培训机构都会在这段时间铆足了劲儿争夺生源。”冯丽告诉记者，最火爆的一天，她接了100多个电话，舌头都起泡了。

　　据冯丽透露，每家培训机构开设的课程都大同小异，小学低段着重培养孩子的各种兴趣，高段开始着重奥数训练，兼顾语文、英语学科的补习，到了初高中则完全奔着提高分数而去，根据报名学生的实际情况，分成“培优补差”和“火箭提速”两个层次授课。

　　“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生，来参加补习的就没有不学奥数的。”冯丽说，培训班都实行小班化教学，人数一般20—25人，最多不超过30人，而小学高段的奥数培训班往往都会超员，最终不得不因为人员爆棚分成两个班上课。

　　以小升初的名义把孩子送进培训机构，不仅在成都是普遍现象，在四川其他市（州），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4月29日上午，记者在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门外见到了送孩子参加考试的眉山家长夏先生，从女儿三年级起，他就开始送她参加补习。“本来我们二级城市的教育质量就比不上成都，可成都的孩子都还在补习，你说我们不补，参加成都学校的小升初测试哪有希望？”

　　“小升初考试已经和中考、高考共同形成绑架学生的链条，让学生不堪重负。”熊丙奇说。

　　过去，补课暗含着“差生”、“落后”的意味，只是个别现象。然而当下，补课蔚然成风，补课学生的动机已从“补差”转向了“追优”，甚至很多家长和学生对此产生了依赖心理。

　　通过长时间的补习真的就能把孩子送进心仪的初中？至少在成都市少城小学一位家长杨女士看来，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请了3位老师轮流给孩子辅导数学，孩子参加华罗庚杯数学竞赛、奥数比赛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还进了一所优质中学。

　　可是，杨女士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孩子能获奖，其实都是用时间和金钱堆出来的。”更让她忧心的是，高强度和无休止的补习已经让孩子没有了主动学习的兴趣，对补习产生了依赖心理。没办法，孩子升入初中后，杨女士又给孩子报了周末补习班。

　　“现在很多孩子都养成了习惯，知道放学后父母会花钱送他们去上培训班，所以上课时很少积极思考、主动探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对补习的依赖在很多学校都成为了普遍现象。

　　去年秋季开学，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初二教师小周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袁子豪（化名）和周挺（化名）都是班上成绩靠前的学生，上学期末，两人分别考了全班第七名和第八名。其中数学科目两人还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95分。

　　新学期开学不久，学校照例有一次集中测验。就是这场测验，让周老师大跌眼镜。袁子豪在全班的排名一下子掉到了20多名，数学只考了76分；而周挺则发挥正常，各科成绩都比较稳定，名次还向前进了一名。

　　周老师一问，才知道暑假期间袁子豪跟着父母去了西藏、海南等地，痛痛快快玩了一个假期，书本基本没碰。而周挺刚放暑假，父母就在一家培训机构给他报了一个“补差培优班”，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每天的课表从早上8点半一直排到下午4点半。两个本来成绩相当的孩子，仅仅过了一个暑假，就因为一个参加了补习班，一个没有，呈现出如此大的差距。

　　随后，周老师调查班上其他同学发现，约有2/3的学生暑假参加了各种文化课补习班，至少补一门。而不少测验成绩不错的学生也表示，暑期补习帮了大忙。记者在与其他老师的交流过程中，这一现象再次得到了证实。

　　“以前我们念书，要想取得好成绩，全靠自己勤奋努力，可现在孩子一个暑假不补习，成绩就下滑这么多，难道好成绩都要靠‘补’出来？”周老师陷入了沉思。

　　当前的补课生态也让在培训机构工作的冯丽觉得意外，她曾经认为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想通过补习提高，成绩很好了，还来补什么呢？可第一个暑假招生，她就傻眼了。“相当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父母的带领下前来报名，数量远远大于成绩差或者厌学的学生，而且成绩越好，家长让他们补习的愿望越强烈。”

　　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雷云说，以往我们提到某个孩子需要补课，往往是指这个孩子学习跟不上了，补课暗含着“差生”、“落后”的意味，只是个别现象。然而，现在补课已经蔚然成风，补课学生的动机从“补差”转向了“追优”，进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雷云分析说，这表明中小学生“减负”任重道远。同时，在教育资源极不均衡的背景下，高额的补课费用将贫困家庭的孩子挡在培训班门外，学生之间的学业竞争演变成了家庭间经济实力的竞争，这一现象进一步引发了教育公平问题，值得警惕。

　　对于当前环境下家长应该如何看待孩子的成绩，雷云心中有一种比较理想的设想：“为什么不能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特长教育？我们要引导父母反思，难道孩子的成功只有一种模式？人生只有一种追求？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特长，获得另一种成功呢？”

　　成都市郊区某小学副校长王晴（化名）也表示：“其实，孩子需要的是成长，成长比成绩更重要。所以，家长要有更长远的视野。要让孩子学会讲礼貌，对同学友好，等等。”

　　然而，王晴同时无奈地表示：“虽然我自己是老师，从理性来说，明白什么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最重要，但有时候置身具体环境中，如果自己孩子的显性成绩总是不理想，也会很焦虑。更何况，显性的成绩也会影响隐性的能力。如果总是考全班后几名，孩子也会怀疑自己，自信心受挫。”

　　显然，这种现实环境的裹挟力量是巨大的。记者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细节：一位校长在表扬全年级第一名的学生时说：“下课时间，她也在复习功课，从不出去休息。”据此，这所学校实行了一项制度：全体学生吃饭后，把饭盒收起来，送到食堂由工人师傅统一清洗。这样，学生就可以节约洗碗的时间用来学习。

　　“让孩子快乐成长的愿望谁都有，可如果没有好成绩，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凭什么有好前途？”一位家长无奈地表示，“就算再纠结，可只要感觉孩子还能够承受，我们最终还是会选择送孩子去补课。”

　　“其根源还是社会评价体系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如果教育均衡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一种乱象被制止了，还会有另一种乱象涌出来。”熊丙奇说。（钟森）

　　（中国教育报 钟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