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被他们霸占了近十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他们在中国的倒行逆施也随之风流云散。该往何处去？中国，再次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如何把中国从噩梦中唤醒、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全国人民都在思考。邓小平，这位老资格的“海归派”(邓小平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也在思索。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还同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他刚刚恢复工作就用主要精力抓科学与教育，是因为科学与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高等学校招生联系着高教与普教，联系着教育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很自然地成了邓小平整顿教育的“突破口”。

　　应当承认，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复的。但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教育界打破“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之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

　　不止于此，恢复高考的意义还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枷锁，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平反的突出典型，成为推翻“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单独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制度遭到废除。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由于文化标准不被重视，新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而且很多学生入校之后忙于阶级斗争，毕业时仍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的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这种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教育质量严重滑坡，1972年、1973年，高校招生开始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必要的考核。张铁生即在考试中交了白卷。后江青等人借机发难，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

　　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