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音译）被大学录取后，他的父母摆了场酒席请全村人吃饭。他说：“这里没有多少人能上大学，我家就只有我一个。”他的家乡小寨村位于多山的内陆省份贵州，贵州也是中国最贫穷的边远省份之一。

可是在他从宁波大学毕业并拿到物流学位两年以后，他在小寨村的父老乡亲们却没有心情再赞美24岁的王飞，因为他的事业发展并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他说：“一看见我，很多人就会想上大学没有用。”

在中国，读书一度被认为是所有人、尤其是最贫困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而现在，许多人却对高等教育有所疑虑。

今年20岁的英语(论坛)系学生蒋国丽（音译）来自贵州另一个贫困山村雷打岩，她说：“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可是钱不够用，他们更愿意去工厂打工，不愿意上大学。”

她的同代人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知识或接受培训，而是期待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制造企业找到工作，尽快挣到钱。

这种趋势是15年高等教育改革造成的结果，而改革的目的与此恰恰相反。

中国的大学在过去是精英机构，只有很小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有希望进入大学就读。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政府鼓励大学打开大门，招收更多学生。

201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660万名，创历史最高纪录。

然而，面对扩招所带来的机会，来自农村地区的穷学生们明显处于弱势。

农村的中小学缺乏合格教师和资金，教学条件远远比不上城里的学校。

“我们学校聘请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代课老师，他们只有高中学历。”贵州大学(微博)应用化学系22岁的学生吴冰峰（音译）表示。因此，农村学生在全国高考(微博)中的表现总体上不如城里的学生，往往只能考上排名比较靠后的学校。

根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在高中毕业生中，城市学生是农村学生的3.5倍。在技校，这个比率扩大到55.5倍；在大学为281.6倍，研究生为323倍。

农村出身的学生就读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的比率自扩招以来大幅下降。

“十年扩招之路总体上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但并不必然会使教育更加符合公正的需要。”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建朝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虽然农村学生就读优秀大学的几率比较小，但他们缴纳的学费与城市学生一样多。中国政府降低大学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允许大学提高学费，以应付学生规模的扩大。

目前中国大学平均一年学费在4000元（合634美元）至6000元人民币之间，与外国大学相比很低，但这已经是中国一些最贫困地区家庭年收入的4至10倍。

农村收入在不断增长的事实或许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城乡差距也在扩大。中国政府近日公布，如今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

从蒋国丽老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类地区的生活条件。雷打岩村依山而建，坡下有一条河谷，村里有40户人家，公路、固定电话网络以及最近的小学，都离这里很远。从省会贵阳到雷打岩村，需要先坐4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步行两个小时。

在农村人口处于中国财富阶梯最底层的省份，许多家庭都因为供子女上大学而负债累累。他们把上大学看作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摆脱贫穷的厄运、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物流专业毕业的王飞仍然乐观地认为，他的大学不会白读，但他目前的处境很糟糕。毕业两年来，他在老家当过农民，在上海一家酒店做过侍者，最近在镇上开了一家店，卖起了电脑。

他不但还未能偿还2万元的助学贷款，而且毕业后又欠下了4万元的债务。

Chen Yuanni贵州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