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政府在接受采访时说对填报高考(微博)志愿没有进行行政干预，也没发过什么相关文件。当时我就说了，如果发文件了那就是闹笑话了，哪有文件规定必须报哪个学校的？但是一系列奖励措施算不算政府导向？”

张琳当时想报北大的新闻学，结果被哲学专业录取，“后来她父亲还对我说，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复旦学‘经济学’专业前途光明，去北大学哲学，出来后干什么？”

“她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冯玮认为，这才是让他感觉最可悲的，这才是他炮轰“北清神话”的最主要原因。

连续在湖北招生4年的复旦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冯玮，接连被考生“放鸽子”，近日，他终于忍不住在微博上炮轰“北清神话”。在同行保持缄默时，冯玮却选择在微博这个功能强大的平台上，炮轰高考招生潜规则，这是个性使然，还是利益攸关？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处在漩涡中的冯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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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该为我颁发“特别贡献奖”

7月5日下午2点，冯玮坐在办公室里，正在专心发微博，他开玩笑地对记者讲：“我正在给上海交大的领导‘上课’。”他说的“上课”，指的是提意见。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提出的？是因为这几年我在湖北招生体会比较深，我们和‘北清’招生有‘交集’，有一些想上我们学校的，被‘绑架’到‘北清’去了。”冯玮是复旦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该校历史系教授。

冯玮说，他在网上“放炮”，学校从来没有对此表态，或有人找他谈话。他觉得，“复旦大学应该为我颁发‘特别贡献奖’，我不是为了我个人。”

2008年，冯玮第一次到湖北招生，感觉有点不正常：清华大学在当地文科录取的最低分数是617分，而复旦大学最高才601分，“一所工科院校的文科录取线怎么比文理综合性大学高那么多？复旦没那么差吧？”

刚开始，他认为是学生填报志愿太盲目。当他咨询一些高中的校长时，才发现事实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有的高中对报考高校进行排名，然后分别给予奖励。2009年再去湖北招生时，他就觉得“太过分”了。

当年有一位文科考生张琳(化名)，成绩排在全省20多名，复旦承诺可以任选专业，张琳选了最热门的“经济学”专业。当她和复旦签了“预录取协议”之后，在距离填报志愿关网还有3小时时，张琳“反水”了，去了北大。

这是复旦在湖北招的一位文科最高分，“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经济学专业白白浪费了一个名额。”冯玮至今心情难以平静：“我们不可能再降低分数录一个，不然的话别的学生会造反啊，他们分高都上不了经济学专业，再弄进来一个分数低的，那别的学生会问：‘是不是有什么黑幕啊？’”

到了2010年，湖北某县一位文科状元罗平(化名)，当时从县城赶到武汉见到冯玮，冯玮承诺如果进复旦，专业可以任意选择，罗平选了“经济学”，但是等签“预录取协议”时，他又放弃了。

2011年，高考成绩在湖北省名列前茅的夷陵中学高考生高红(化名)，6月28日与复旦大学签订了“预录取协议”，后又改报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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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奖励算不算政府导向？

在冯玮看来，无论是张琳，还是罗平，这些考生选“北清”并不是主动，而是身不由己地“被绑架”了。

罗平成为县文科状元之后，清华大学抛出了橄榄枝，但是他对清华的专业并不是很感兴趣。而如果进复旦，他可以任选专业。

罗平从县城专门赶到武汉，去见冯玮。“我想，他那一个小时肯定是比较痛苦的。”冯玮纳闷：既然都那么大老远跑来了，为何不签“预录取协议”？

后来，罗平如实相告，在他从县城来武汉的路上，副县长接连给他打了5个电话，让他一定要报考“北清”。

而罗平去了清华之后，成为该县恢复高考后考取清华大学的第一人。县教育局奖励了他5万元，他一下子成了整个县城的光荣和骄傲。

而湖北宜昌的高大成自从今年女儿高红取得了一个较好的高考成绩之后，女儿上哪所大学已经不再是他们一个家庭的事情，来自各方面的说客已经让他“崩溃”了。

北大承诺给高红的专业是法学，清华是环境物理学，而这些专业高红并不喜欢，复旦则是任选专业。所以，高红的填报倾向很明显。但是最后，高红还是“反水”了。

5日一早，冯玮接到宜昌当地一家媒体记者的电话，“当地政府在接受他们采访时说，对填报高考志愿没有进行行政干预，也没发过什么相关文件。当时我就说了，如果发文件了那就是闹笑话了，哪有文件规定必须报哪个学校的？但是一系列奖励措施算不算政府导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校领导或者班主任都充当说客，这算不算对学生的误导？”

在冯玮看来，这是一个利益链条，班主任受学校表扬，学校受教育部门嘉奖，而本地区的学生进入了“北清”，则成了整个地区教育成功的体现和功劳，“其实学生即使考上‘北清’，和区县领导没有半点关系。”

有的地方则专门成立“火箭班”，目标就是“北清”。一些中学为何热衷打造“北清神话”？在冯玮看来，“他们就是为了提高身价，吸收更多的择校生。”冯玮告诉记者，湖北有一所中学，择校生数以百计，而每位择校生的收费则在三四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