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又有新闻，一名王姓学生退学并称不满被代表 “拒绝高考(微博)”。在发生参与南科大筹备的香港科技大学三位教授公开退出风波之后，这次发生的退学风波，实际上已经难称令人震动。

南科大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无论从它的宣示到人们对它所寄予的希望，都被认为是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种种弊端作出冲击的尝试。正因如此，人们对它取得成功充满了期待。这种期待是如此热忱，以至于某种程度上原谅了它可能存在的问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之深，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意见之大，甚至使得南科大的任何坎坷都被归因于改革受到了现实的阻碍。

直至3名港科大教授退出，人们对南科大自身的某些不足才有机会得到认真的思索。此前，无论筹备艰难、拒考风波、“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争议等等，人们基本上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南科大的改革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困扰。而此后，人们尽管对南科大仍然寄予改革成功的热望，但不能不正视这个改革试验自身到底做了多少实质性的事情。

本次学生退学事件，朱清时表示“每个学校都会遇到退学学生”，并将原因归结于这名学生“不上课和不参加考试”。班主任则称学校对这名学生无所 “亏待”，他从不参加集体活动、不交作业、不上课，成天玩游戏，对学校“没有资格揭露”。其他一些同学也表示退学者“咎由自取”。

退学者并不否认自己沉溺于游戏，然而看到从校长到学生对退学者如此众口一词的抨击，我不认为南科大与别的高校相比，有什么不同。南科大只招收了45名学生，这些学生被许诺将会得到针对每个人个性的独特教育，而有一名学生退学时，校方和同学的解释，则是责任全部在于这名退学者，学校在针对这名学生的个性而施加教育上做过哪些工作呢？

南科大要探索的道路是什么，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办学模式，还是仅仅跟现在中国的高等学校形成区别？这个问题起初似乎已经解决，那就是按照现代高等教育的规律去办一所研究性大学。然而，现在看问题其实并未解决。朱清时表示还不能马上“教授治校”，也不能走港科大模式充分筹备。港科大3教授提出的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欠缺等问题，都用“国情无法忽略”作为回应。那么南科大是在办一所具有中国国情而又不属于现有教育管理体制的研究性大学吗？

尽管被寄予革除中国现有教育体制弊病的样板田之希望，我并不认为南科大应被视为一个单纯的“反体制”象征物。南科大的意义，不应是“反体制”，而是切实探索现代高等教育的道路。

现在，“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似乎成了一个纠结。但这“两自”南科大其实已足以做到。招生已经开始，几年后也可以“自授文凭”。那么还有什么纠结呢？要求教育部认证其招生和文凭吗？南科大一切自主，则只应考虑社会是否认可其办学水平，又何求于这种认证？南科大拒绝高考，就是认为如果参加高考便是妥协。既然不肯妥协于高考，又何由妥协于教育部的文凭认证呢？

既要一切自主，又要教育部给予认证，这就既陷自己于两难，又逼教育部于困境。问题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是否一定要教育部批准，如果一定需要，为何在教育部批准前即已招生，又准备用怎样的方式对这些学生负责？如果不一定需要，又为何定要强调教育部不批准？而且既然强调教育部批准的重要性，又为何不在师资建设、教学与实验设备建设等基本条件上充分准备，而定要“马上就办”呢？

国情是什么，我不认为它是降低高等教育办学条件而土法上马的说辞。南科大要办的是一流研究性大学，既如此，不能用国情来代替开办一所高水平大学应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