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国学天才孙见坤，自主招生面试中折服多所高校的文史教授，在央视“开心学国学”中被评委盛赞“万里挑一”，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眼见着这个与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的国学天才被卡，记者只有遗憾，教授们只好痛惜，舆论只能唏嘘。

　　但能责怪谁呢？眼睁睁地看到一个天才被拒之名校之外，却不知道去责怪谁，无法谴责哪个具体的人，这是最让人纠结和郁闷之处。

　　多数新闻事件都有非常鲜明的是非，谁对谁错，责任在谁，矛头应指向谁，都有明确的指向。可面对这个小天才的被招办卡，找不到可以直接归咎的对象。复旦大学为破格招他，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努力，近乎要违反制度规定了；陕西省招办拒绝破格无可厚非，完全是刚性地执行招生投档规定。正如复旦招办主任所言：省招办对孙网开一面放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规章将孙见坤“卡”住，则可叫做“严格”。在规则的尊严被权贵肆意践踏的环境中，在破坏规则导致腐败泛滥成灾的时代，你无法责怪一个严格执行规定的人和他苛求的行为。

　　又是一个“宁损失一百个钱钟书，也要公平”的悲剧，这一次的郁闷不幸落在了小天才孙见坤身上。

　　每年高考之后，似乎都会曝出几个类似的让人无比纠结的新闻：因为考分，有着钱钟书般才华的偏科天才被大学拒之门外，求助于媒体的呼吁寄望能“不拘一格”。卡住门槛的常常是高校，而这一次是地方招办——面对这样的吁求，舆论早就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宁损失一百个钱钟书，也要公平。这样坚定的选择，是与舆论在高考上的态度一致的：宁愿承担高考应试教育的弊病，宁愿高考误了一代人的教育，也不愿意放弃高考公平。

　　高考虽然有许多弊端，那些弊端对教育甚至是致命的，但即使是弊端，也是每个人公平地承担——到小天才孙见坤被拒录这件事，孙见坤确实不幸，这种不幸让每个人都很同情。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不幸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其他偏科考生有孙的遭遇，在刚性的制度面前会遇到同样的天花板。即使是不幸，但也是“公平的”不幸。当不幸遭遇公平时，对体制腐败深恶痛绝的公众更会选择去支持“公平”。

　　所以会这样，众所周知，源于国人心中那种对蔓延的腐败根深蒂固的反感，对“制度到处被践踏”发自肺腑的痛恨。勿庸讳言，这是一个制度和规则在许多领域“礼崩乐坏”的社会，由于社会在公平性、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各种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一项初衷再好、设计再缜密、考核再科学的制度，在这种基础秩序中运行时，都会在说情、找关系、递条子、塞票子中发生扭曲和变异。腐败成风，权贵通吃，垄断着资源的权贵们，肆无忌惮地钻着各种制度的空子，通过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将制度变成可伸可缩的弹簧，将属于全民的资源变成权贵分享的盛宴。

　　生活中听着一个个关于怎么找关系走后门的故事，新闻中看着一个个官员怎么凌驾于制度之上将自家公子招进机关的丑闻——不透明的制度，对公众来说就是一个个可以随意操纵的黑箱，可以想像出一个个关系户在其中是怎样运作和钻营的。在“格”被权贵们破坏得体无完肤、格不成格的时代，谁还会再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一个严“格”的时代，“不拘一格”才会成为佳话。无“格”的时代，“不拘一格”只会让人苦笑。拒绝破格的陕西招办说得理直气壮：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

　　是的，这种遭遇对小天才是不公平的，可，在更不公平的体制大环境下，人们宁愿去尊重那种有利于建构大环境公平的选择。这是小天才不得不为这个体制付出的代价。当年钱钟书被破格的故事和清华招人的那些佳话，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一个分数线一刀切地定命运，这是多么简单和粗糙的公平，这是在草菅人才。可，腐败的环境使我们的高考改革只能固守于这种简单无比的“傻瓜状态”，自主招生想进一步都会遭遇舆论“会不会引发腐败”的质疑。无约束，何以能放任自主？制度本该能满足人们更高的价值追求，满足不同人的利益诉求，应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区别对待地包容更多元的价值，达致更高层次的实质公平，让每种人才都能脱颖而出，能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腐败的大环境阻碍着制度的进化和改革的创新，使国人在许多领域只能享受一种极低水平的、粗糙的公平。无法培养出大师，也许就源于“宁弃钱钟书也要公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