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日前宣布，全国161所中学获得“校长推荐”资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北大招生委员会对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中学给予了特别的照顾，一些农村中学、少数民族中学也获得了推荐资格。

　　对此，一些城市中学表示不解和不服：我们的实力远比这些中学强，为什么他们有权推荐，我们反倒没有？

　　其实，“校长推荐”本身效果如何姑且不论，单就北大把弱校纳入“校长推荐”这一点来看，北大“扶弱”彰显出来的大学精神和大学胸怀，便值得其他高校仿效。

　　旅美学者薛涌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提到：“我十几年前在耶鲁读书时碰到一个学生，她称自己住的地方是红灯区，而这样的学生，即使分数稍低些也让‘常青藤盟校’求之不得。”来自弱校的学生，为何“分数稍低一些”也能受到名校的青睐？原因在于美国名校的“扶弱理念”。他们认为，大学应该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而不能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固着剂，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与一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不同，大学的天平应该向后者倾斜。“在美国，一个从小受到最好的教育、成绩和履历都非常优秀的学生，经常在录取委员会中受到这样的质问：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么多机会，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另一个难得的机会给你？相反，一个出身差一些的学生经常会被录取进来。事实上，很多美国名牌高校都会主动出击，到最贫穷、最弱势的阶层和地区，说服那些穷学生提出入学申请。”

　　美国名牌大学的“扶弱理念”，给中国的大学以思考。

　　教育，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还是社会贫富分化的强化剂？是前者，便因为教育的作用，社会成员即便身处社会底层也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反之，则出身于条件好的家庭能享受好的教育，出身于条件差的家庭只能享受差的教育，“赢者通吃”会让“富者恒富、贫者恒贫”成为现实，社会因此而失去公平、正义和效率。

　　与城市中学相比，农村中学的孩子可能在知识积累、表达能力、综合素质等各方面都不如城市中学的孩子，但他们内心的渴望和付出的努力却并不比城市的孩子少，对北大这样的旗帜型大学来说，理应在“注重公平、扶持弱者”方面走在前列，给农村中学一个机会。这次，北大迈出了这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最让人激动的变化，在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人口迁移限制的取消。这两个制度，让全国人民有了在各个阶层和各个空间流动的机会，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公平。而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阶层的流动当下有弱化的趋势。人民日报不久前报道，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文中提到，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

　　如何保证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有更多机会向上流动？显然，教育，尤其是大学，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北大把农村中学纳入“校长推荐”名单，意义深远，值得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