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是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世纪之问言犹在耳——

　　10月31日是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众多教育学者缅怀钱老，他生前难以释怀的那个“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世纪之问言犹在耳。过去一年间，在教育改革的诸多疑难和困惑中，能否挣脱束缚创新人才成长的羁绊，能否探索出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路径，被概括为“改什么、为何改、怎样改”的热议，依然在学界持续。

　　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是旅美教育学家、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从2000年开始，每到暑假就回国到各地作报告时，被很多人问到的问题。许多中国父母一直以为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黄全愈告诉他们，创造性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育，创造性教不出来，但不适当的教育足以把创造性扼杀在萌芽中。

　　2000年，南京一个房地产老板建一所中英文学校，邀请黄全愈在学校办了个“素质教育实验班”。开班第一天，黄全愈给刚上小学的孩子们讲第一课。他看到孩子们全都挺直腰安静端坐，就要他们放松自己，可以坐也可以站，孩子们一下子活跃起来。黄全愈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孩子们饶有兴致地七嘴八舌回答。

　　过了两年，黄全愈第三次到实验班时，看到的却是一群怯生生的孩子，虽然都能讲流利的英语，却不见了个性奔放、活泼好问。他们的灵性在两年的应试教育中已经荡然无存。房地产老板向他道歉：“对不起，我没能继续按你的理念教他们，因为我也有很多无奈……”黄全愈的眼睛湿润了，也许他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前功尽弃”。

　　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就被要求听话，“不听话”的孩子被斥为调皮捣蛋。进入中小学盛行的“圈养教育”，学生们不需要思考，只需按照老师的讲解领会，记住标准答案即可，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敢“随心所欲”，作文时如果写了“我不喜欢世博会，挤死了”，那很可能会不及格。

　　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奈斯比特夫妇，近日在他们的新书《梅林：我的中国》中分析说，中国青年进入国际大公司后往往会很顺从，但每到需要他们决断时，总是瞻前顾后，害怕承担责任。于是，很难独当一面。笔者认为，这是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师们把所有学生都用一种方法培养，一旦发现某个学生与众不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学生可能出了问题。

　　要“聪明”还是要“智慧”

　　“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两大类不同的孩子”，美国学者萨博提出的这个观点，对黄全愈梳理“怎样培养孩子”的研究思路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被称作“聪明的孩子”，能知道答案，能理解别人的意思，能很快抓住要领、完成作业，乐于吸收知识，长于记忆……被称为“智慧的孩子”，能提出问题，能概括抽象的东西，能演绎推理、寻找课题，运用知识，善于发明，长于猜想。

　　“现代教育需要培育智慧的学生。”黄全愈在《天赋教育在美国》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特别强调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素质。他介绍美国天赋教育(国人所谓的“神童教育”)“童子功”的入门招数“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和“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即从阅读和聆听中批判性地吸收，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中国的学生太多考试，太多死记硬背。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在中国做过多年教育工作的奈斯比特夫妇这样认为。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打开，一本朝下盖着。这个标志告诉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和真理，同时书本中也有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所追求的就是师生的批判性思维。今年暑期，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国的学生最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不太愿意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

　　“目前的教育为学生搭建了鸟笼式的框架，学生根本无法创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举例说，高考恢复到今天，各省区市培养的文理科“状元”有1000多个，但这些“状元”在社会各行业中的成就，至今少有人获得社会公认。黄全愈认为，只有从基础教育开始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大学才可能培育创造性思维的新一代。

　　批判性思维根基在独立思考

　　黄全愈认为，钱学森生前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的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重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所谓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莫不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他说：“只有具备了批判性思维的人，才可能重新思考乃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开拓前人未涉的领域。”

　　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近几年一直尝试建立三维立体化的目标体系，校长张杰说，我们要打造拥有“知识整合力”、“沟通能力”和“会提问、能解决问题”的大学生，而不是只会背标准答案的高分考生。对中国大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

　　“问愈透，创更新”，是李政道当年在芝加哥理工时与导师费米教学互动的感悟。在任何疑问面前，敢于打破权威、敢于在独辟的路径中克服困难，寻求解答之道，以此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是这个一对一教育模式的精髓。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已有20年的李开复在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期间，受邀到很多高校演讲，演讲结束时如果出现无声的场面，他总是引导大学生勇于提问，并用“某诺贝尔奖得主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故事鼓励他们。

　　然而也有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在当今。几个月前有媒体报道，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李红豪，在一次期中考试的作文中措词激烈地抨击了教育弊端，结果几天后被班主任要求进行反思，且反思好之前不许上课。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学生，还有多少人敢坚持质疑?

　　10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一个以“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为主题的论坛，唯一一名学生代表被安排在所有学者之后发言。她说到学生们想说话，但没有平台和空间;还说到对曾使钱老受益终身的加州理工学院给学生们创造自由学术交流的环境羡慕不已。她希望学校少删帖，少对学生言论进行监控，这样就可以解放学生的思想。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如何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不容学界有半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