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大暂时栖身于启动校区。陈星星摄

一座敢闯敢试的改革城市，一所肩负“试验田”使命的大学，一个素以改革闻名教育界的校长，在中国高等教育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今天，这三个元素碰撞所形成的“化学反应”，让人产生了无穷的期待。而至今仍还未得到主管部门正式批复、“比想象中慢得多”的筹办进展，又充分折射出高教改革中的现实处境。

□想打破办学常规，一步到位建成国际知名大学，是异想天开吗?

□立志“去行政化”的高校，频遭“行政化”烦恼，原因何在？

□首次在全球“海选”、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中国内地大学校长，能否探出高校新路？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迎来了办学新突破——9月30日，校园建设正式开工；同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与8月底接受采访时的焦急不同，10月14日，正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院士研讨会的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明显轻松了不少。这天上午，他又一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了办学进展，心情颇佳。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已经急不可待地在应聘者中先挑选了5位校长秘书候选人，因为，“接下来将有大量的事情要办了。”

在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筹建、南下履职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朱清时、南方科大、深圳，乃至关注中国高教改革的人，此时此刻，有一种“大戏开场”的激动。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进展，被解读为“释放了中国高教改革的积极信号”。

这所被教育部领导寄望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的新型大学，想探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对正在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中国高校来说，它会是一条期望中的“鲶鱼”吗？

在几次面对面采访后，我们近距离地观察着这所学校经历的一切，从中感受着中国高教改革之路。

深圳梦想

很少有一所地方院校的筹建，能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备受关注。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经过若干年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初步设想无论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希望培养大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为深圳提供强大的动力。

即使放眼世界高校建设史，香港科技大学也绝对是个“传奇”。1991年才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

而这所学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人们普遍认为，一是办学理念国际化，半数以上师资来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

建一个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这个特区不假思索的选择。

同样怀揣梦想的，还有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校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大发展后，也留下了一些隐痛。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典型。2005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这样感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话也许有点刺耳，但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不足，确实成为公认的现状。朱清时也只能无奈。

朱清时：以我多年大学校长的体会，很难。因为,现在高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太僵化了。“官员化管理”的色彩太浓。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无论是在科研领域还是教育界，都鼎鼎大名，于1998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几年，他以教育改革而为公众广泛熟知。而在他看来，当前中国难有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官僚化，教授官员化”，是在以行政思维而不是教育规律指挥与管理学校。

朱清时：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教育必须由真正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这样才能办好。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去行政化”的试验性。2008年，深圳开始为南方科技大学挑选创校教育家。这场挑选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它通过海内外猎头公司，在全球“海选”出200多名校长候选人。

朱清时：这在中国内地还是第一次。要知道，现在大学校长都是上级任命，且不少过去是行政官员。深圳这个改革很有魄力。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思路。它显示了一个办学理念：大学不是先盖大楼，而应该先引大师，“以校长招聘为核心，先确定校长，再会同校长商定其他人才招聘”，校长对人才的自主权力被前所未有地扩大。

但朱清时没有想到，不久后，自己竟在这场“海选”中进入深圳视野。当时，深圳方面邀请了教育界专家、学者、官员组成校长评审委员组。根据南方科技大学的定位，确立校长选拔标准——这个人必须同时是科学家、管理学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选人经过几轮筛选，变成了一份10人名单。最终，朱清时以全票当选。

朱清时：我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打动我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追求了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了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让我们干，也只有深圳具备所有这些条件。”

深圳具备的不仅仅是雄厚的财力，更有“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早在1983年筹办深圳大学，市政府就拿出5000万元建校区，从筹建到招生，只花了8个月，和当年国贸“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同时被誉为“深圳速度”。此后，学生交费上学、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教职工聘任制、学分制等教育改革，每一次都震动全国。

而这一次，深圳和朱清时的“野心”，则是要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大学的本来面目——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由官员治校转为教授治校。以一系列的招生改革、院系设置、教研模式，打造一个精英化的科研型大学。

“南科”尴尬

不过，出乎深圳和朱清时意外，一心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却遭遇了一系列的“行政化”挑战。

听起来不可思议。按说，深圳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财力；朱清时既有改革的坚定，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双方携手，却发现，原来“合作”与“创新”的过程，也许还要经过“磨合”与“习惯”，甚至是——“妥协”。

朱清时：一项新事物的建设，一定会与现有体制、机制不同，遭遇阻力。我预想到“吃螃蟹”会很难，但困难和烦恼来自想不到的地方。

让朱清时“想不到的”，是些什么事呢？朱清时举了一次行政楼修缮的经历。深圳政府将原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划给南科大作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也没想，就吩咐明天找人来修。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朱清时急了，下属的解释更让他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规章制度，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定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

朱清时：一个月的时候，投标还没搞呢，哪谈得上修理？我去找市领导，这种事情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还怎么建学校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此时，这套体系竟也带给朱清时诸多“想不到”的窘境。甚至，他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

朱清时：这套体系防止行政出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对于南科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寸步难行；而且很繁复，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

在朱清时的计划中，今年9月，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字将拿掉，并进行招生。7月，学校方面甚至喜出望外地对外发布“招”到了第一名学生——来自山东泰安的10岁“神童”。然而，令他稍稍有些失望的是，由于学校未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复，还没有资格招生。这对于年过花甲、校长聘任期为5年的朱清时来说，也有一些“时不我待”之感。

去年年底，教育部将南科大的教改建议为“一场全国试验”。今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对南科大进行考评，肯定南科大在引进人才、运行、招生、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创新思路，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而今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朱清时觉得，自己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而社会各界，也把南科大的筹建试验看成一块“试金石”，成为教育改革者与守旧者攻防的标志之一。

其实，对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又何尝不是向现行的高校设置等规章制度发起冲击和挑战？

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然后再申请博士点，十年、二十年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但是，南科大的目标，却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朱清时：南科大既挑战了既有的教育制度，也挑战了政府现行的审批模式。可以说，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失灵”了。又该怎么办？南科大的筹备者在焦虑中也有信念：新兴事物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