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造假，因此必须用制度最大程度地限制造假。”《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日前应中科院《科学新闻》之邀来沪交流，谈及预防学术造假的机制问题时如是说。

　　这位加州大学的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曾任美国科学院院长长达12年，从高校学者、科研管理者到现今的学刊负责人，对学术圈再熟悉不过。据他说，美国有一种其他国家未见的学术防腐机制。若用中国话说，有点像“连坐制”，就是学者造假，学校同罪，而且处罚更重。依笔者看，似乎国内也有可行性。

　　举例说来，《科学》杂志一旦怀疑投稿人存在学术造假可能，可以质询投稿人所在的高校院所。每个单位都常设类似学术监督员的角色，他必须配合调查。同时，国家层面也有学术道德办公室介入调查。一经查实，这家科研单位5年之内无法得到科研资助。这种严惩措施非常致命，极大加重了科研单位的“造假成本”和反造假责任。

　　学术造假的“犯罪地点”一般在单位，“犯罪工具”也在单位，甚至“同犯”就是同事。当然，与造假人同课题组的同事，或造假人所带的研究生未必参与造假，但他们出于对课题的熟悉以及专业判断，可能就是知情人。如果“连坐”机制成立，那么任何知情人、质疑者都可能向单位举报，在造假实施过程中及早“打假”。

　　如此重罚下，造假已非个人可以承担，而会使整个团队、整个单位受到牵连，从名誉到经费都蒙受巨大损失。由此，造假成为一种风险极高、得不偿失的行为，无论科研人员还是科研单位都将极力避免，并形成自我监督、相互监督的透明化机制。事实上，美国科研单位作为受资助方，均各自承担学术诚信的机制建设和教育培训职责，出了事也是后果自负。而对于有造假记录的学者，恐怕没什么科研单位再愿意招至麾下。

　　笔者相信，学术造假并非那么难以防范，只要痛下狠招，打击造假者及其相关利益方，就不难形成一个“人人打假、无人敢假”的学术生态圈，逐步净化圈内空气，保护科学昌明。 （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