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看重成绩的惯性仍起作用

　　“学堂班”每个班级的人数在10人左右，有专门的老师授课，也有量身打造的独特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模式。然而，传统的人才培养中的很多弊端仍然在有形无形地起着作用，尤其是对于成绩的拘泥。

　　姚期智教授在一篇关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文章中说：创新能力养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态度培养问题，创新能力的表现不仅是做出一道解析题，搞好一次考试。本科教育的目标应是致力于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勇于产生不同的思想，能够针对教材里的材料提问，同时要敢于怀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学堂班的学生自己把自己框得太死，学生还是很看重GPA（学分绩点）。”清华学堂物理班的“掌门”朱邦芬教授无奈地说，“现有的以GPA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有着极不合理的导向作用。”

　　“钱班”项目主任朱克勤教授说，“钱班”的关键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在和谐的气氛下，提倡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竞争意识，我们强调要进行“合作式竞争”，主张君子的“和而不同”。

　　尽管老师们一再告诉不要一味追求学分绩，但一些学生在大环境的压力下还是会为了一两分的差距拼命“刷题”，因为这关系到考试成绩，关系到将来研究生录取和出国深造，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即使在学堂班这么纯粹的学习氛围中，也还是有生根的苗头。

　　朱邦芬打个比方说，为什么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上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却没有真正的大师出现？——这就是中国运动员训练式的培养模式，学生往往重复练习，着重技能训练和知识的记忆，而不善于思想创新和动手能力。

　　学堂班的理念是要培养清华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创新思维，但功利的思想或多或少会让学生沉迷于追求考试成绩的考试技巧中，而忽略了对创新想法的培养和对知识的系统梳理。事实上要扭转这个风气很困难。“进入清华的学生当第一都当习惯了，一门考试考差了都‘想不开’。”朱邦芬说，更何况是“以学分绩点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呢？

　　多教些知识还是多给些空间？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钱学森逐渐形成了“大成智慧教育构想”的通才教育模式，其中有两条是让科学和艺术“联姻”，大力加强学生的形象思维的训练；同时让学生懂得系统科学，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就需要给学生除了常规化的学习之外比较大的自由度，让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既有艺术大跨度的形象思维，又有系统而完整的知识结构。

　　朱邦芬回忆自己上学时，课业负担比较轻，即使进了清华也有比较多的时间涉猎其他领域，他的兴趣很广泛，历史、小说、音乐等都喜欢。“尽管当时政治限制很多，劳动也多，但是学业负担还是相对比较轻的，可以在课余时间看点东西。”对现在的学生来说，朱邦芬当年多姿多彩的学习生活显得有点奢侈。

　　“钱班”尝试通过本硕博八年统筹，避免本科、硕士阶段专业课的重复，从而为学生减轻一点负担，增加人文课的学分；清华学堂物理班也在尝试和其他学院联合开课，提高学生的人文知识素养，“首先要教学生成人，然后再教学生成才。”

　　然而，朱邦芬坦言，关于钱学森的“科学与艺术联姻”的问题没有任何特殊措施可以采取。人文素质、历史知识、社会学、经济学等理科学生普遍比较欠缺，很少能通过上课有很大的提升；即使是这些人文类课程，也通常成为结构性矛盾下的牺牲品——在专业课的压力下，尽管有弹性调整课程的优势，“钱班”首席教授郑泉水表示：“课时依然很紧。”朱克勤教授也认为，好的文化修养，光靠这十几个学分起的作用很小，真正靠的是班级的学风和氛围。“尽管作了多方努力，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学生的素质有待提高。”

　　1998年在杨振宁的提议下，清华大学创办了数理基础科学班，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按数理大类培养的特色班；该班也曾经遇到过这类的问题。由物理系和数学系合办，结果后来两个系争先增加本专业课程在基科班教学中的比重，使得学生负担过重，苦不堪言。

　　“学堂班”一方面想让学生多学点知识，另一方面又想给学生“松绑”；一紧一松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从而松弛有度，是“学堂班”的老师和同学正在不断尝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