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权力

　　对于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施一公因出国访问没有接受记者采访，饶毅在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简短的邮件中称：“我们的意见并非新观点，也非独创”。

　　他称，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是个影响很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在过去一些年已备受诟病。记者了解到，很多科学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较多人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

　　早在2004年，当时还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饶毅，就与时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当时的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博士，以及2006年故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一起，合写了《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文中提出，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是“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

　　该文列举的很多现象跟《科学》杂志社论中的表述并无多少差异，比如，该文当时即指出，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认为，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

　　该文比社论长，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比如就科技经费管理，该文就建议，要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将行政和科技分界，“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同时，要建设“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将由某些部委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等。 

问题丝毫没有解决

　　在今年1月6日的一篇发表于《科学网》的博客文章中，饶毅就谈到了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并失望地表示，“经费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近年丝毫没有解决”。

　　他说，他和鲁白、邹承鲁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没有过时。

　　“在目前，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得到后台支持的、科学记录并不很好的人，却不难得到支持。”目前的问题不是好科学家没有经费，而是差的科研人员，如果会拉关系，也能得到很多经费。

　　在一次经费申请过程中，饶毅被刷了下来：“一个组的间接反馈是说我没有联系他们，不尊重他们”。

　　在这次经历中饶毅还发现，在国内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比海归科学家更按国际标准行事。在支持他的组里面，有几个专家是国内成长起来的。不支持他的两个组里的专家，基本都是海归。“评审的和被评审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这明显违规，不符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成了标准，而且奉行这样标准的多数是海归”。

　　所以他们在社论中写道：“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所以，在饶毅看来，如果目前状况没有改变，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后会努力争取改善我国科技体制的猜想是不成立的。

　　饶毅告诉本报记者，社论发表后，目前没有感到压力，而且好像获得了较多支持。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解决问题。

　　然而，这不代表他的处境一切都很好。他说，国内极力排斥他们的机构不少：官员觉得不好操纵我们，学界权威觉得不好对付我们。“除了给我们闷棍，最常见的是冷处理”。

　　他在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谈到，他在国外时，除了参加国外评审，还被国内邀请做评审。但回国后，国内基本排斥他参加各种评审会。

　　他在博客中表示，只要看到现状还很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停止呼吁改革。只要有支点，我们就要争取改革，而且不断努力。“我非常不信二十年后中国科技经费还会用目前的分配机制。一定会有新的体制和机制出现，替代和改造不良体制、机制和方法……相信良性机制终将在中国稳固地建立，阴云终将被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