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师在教师节后的自诘 ——

兼论学院体制中的“基金崇拜”

刚给远在天津的导师打过电话，祝他教师节快乐，又接到研究生给我打来的电话，祝我教师节快乐。在角色的急剧转换中，竟有一阵晕眩的感觉。

教师节对于学生意味着对师承关系的仪式性确认与感恩，对于教师，则是对自我身份进行审视与反思的法定场合。

由于政府多年来锲而不舍的财政追加投入，今天的教师已成功地跻身受人敬重的行业之一。而这种敬重，与其说是基于教师们的竭力担当，不如说是基于经济份额：今天中国大地上哪一处大学校园不是当地最豪奢的建筑景观？哪一处大学校园不是绿草茵茵却车满为患？在一个先是全民经商后是全民炒股，金钱被赋予形而上意义的时代，要求人们安守清贫或许是不道德的。但是，至少就我从业的高校系统而论，作为知识—道德—精神制高点，学院群落对金钱的唯一性价值追求，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不可接受的。精神或文化正是在超越自然欲望与逐利本能中规定自己。

毋庸讳言，“基金崇拜”揭示了一个高校私下承认却惮于公开认领的事实：金钱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学院体制的“发动机”。我曾撰文批评过学院体制内的“论文崇拜”，认为已经堕落为制度拜物教的论文生产与学术无关。现在看来，“基金崇拜”是比“论文崇拜”还要重症的制度性疾患。

相对于科研基金，对论文的奖励毕竟是对已成事实的确认，而对基金的奖励在研究成果出现之前就开始了。在基金支持下完成的课题本属应然，因为你已经被预付酬报了，但事实是，只要基金到手，哪怕没有后续成果，也已经被所在学院重复奖励了。对基金的重复奖励，因而成了对未成成果的奖励，这种奖励的实质是对金钱本身的致敬，是金钱（奖励）对金钱（基金）的敬意。

学院中人蝇营狗苟就是为各类名目的基金奔走，不惜“上穷碧落下黄泉”，一旦中体彩般地拿到钱，精力与尊严均已消耗殆尽，而后在花钱买来的版面或书号上发表的所谓成果，如何能摆脱学术产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基金申请更是学术贿赂的高发区，历经几番操作，多重运作，与各种学术评奖一样，基金最终落入的常是拥有行政资源的领导层。在当下蓬勃扩张的中国高校，繁复的行政事务非但没有牺牲院长们的学术表现，反而权学相长，鱼与熊掌兼得。

我质疑“高校创收”的概念，不仅因为它违反了现代社会的分工原理，更因为它沿袭了早已失效的伦理前提：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得消费社会风气之先的高校同仁们刚刚感觉“仓廪实”的时候，台湾学者龙应台曾感慨于大陆学人离开房子车子的话题就陷入失语的尴尬。以国人的收支状况，高校同仁们已经让人艳羡，由二三线高校为所谓高层次人才直接提供别墅和百万安家费，更是引发了震荡至今的高校人才大流动现象。

但是，高校格局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原因很简单，那些只是奔着物质待遇而不是奔着科研环境而去的所谓人才如何继续成为人才？入住五层别墅的学者如何继续成为学者？把钱慷慨地砸在别墅和卧室装修上的高校又如何能提供一个哪怕是像点样的科研环境？倒是那些“被人才流失”的高校有福了，随着终日患得患失的永远感觉匮乏的精神赤贫者的离开，正是高校重返文化制高点的前提。

今天，“尊师重教”已由遥远的承诺兑现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教师节也不再具有精神补偿的意义。在旧的意义失落之时，如果我们不能为之寻找到一种用以替代的新意义，来之不易的“尊师重教”的共识本身也将遭遇合理性的危机。说到底，作为灵魂塑造者的教师职业的受人尊重，不能只建立在经济份额之上。

我以为，矫正我们在基金申请中的积弊，国外的专项研究基金制度可以借鉴。比如，美国国防部的基金发放历来有着严格而明确的目标设定，即要保证它的装备研发在每一个科研周期内都至少要领先于俄罗斯一代。如果这一目标在某一科研周期内未能达成，那么相关责任人，从基金项目主管，到基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均要被追究责任，轻者辞职走人，重者接受司法调查。学术贿赂，权学交易，在动辄就可能丢饭碗的制度设置面前，受到威慑。

现在我们简单地把高校的问题归咎于高校行政化，因此“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但让人困惑的是，在职业道德大面积坍塌的状况下，把权力移交给所谓的“教授委员会”，果真就能解决高校的问题吗？国外的基金制度在我们这里实施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组织对基金成果的鉴定？如何避免动辄就“填补国内空白”或“完全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程式化的鉴定结论？如何保证学术界不陷入集体作假的同行默契？

问题仍将回到道德层面——制度设计者如果不向道德宣誓效忠，就将寸步难行，道德的有力和无力都源于它存在于人心之中。我以为，剑桥大学的学术传奇并不依赖于前卫的理化实验室或多媒体设备，而依赖于剑桥人对职业道德的坚守，这种坚守同时也是对物质诱惑的清教徒般的排拒。

弃，然后能守，物质的堆砌永远成就不了精神，教师节不应仅仅成为对教师职业的膜拜礼，它更应该成为对教师职业神圣性的定期提示和对教师职业操守的期许与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