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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下正在变迁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究竟该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个性等不同领域带来的冲击或变迁？我们究竟该如何在反思和批判既有世界秩序的基础上，推动其朝着更为正当、更为可欲、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究竟该如何基于主体间性、文化间性、文明间性理解和建构当下世界秩序的政治组织原则、文化交融规则、经济交往规范？我们究竟如何在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行动主体与系统—结构等的互动中，确定重构当下世界秩序的社会—历史依据、逻辑—分析起点、哲学—政治单元？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当下世界向人文社会科学提出的挑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介入当下社会实践不可回避的课题。

世界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论坛由德国弗莱堡大学高等研究院于2010年发起创立，并于当年在弗莱堡大学召开了主题为“全球视角中的世界各国大学高等研究院：期待、挑战、新领域”的首届论坛。它旨在加强世界各地设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就全球化时代和世界秩序转型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深入研讨。

本报讯（记者 梁昕照、聂大富、顾芸莲）  作为当下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的前沿建制，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在其发端上旨在“鼓励和支持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基础研究——亦即那种在改变我们理解世界之方式的知识中做出推进的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思想。”为增进世界上设在大学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承接弗莱堡论坛的主题，更为了表达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理解，6月25-26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和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协办的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联席会议暨“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在上海宝隆美爵酒店举行。来自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巴西圣保罗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几十所海内外知名大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和数十位国内外顶尖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就社会科学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社会思想家曾作过理论描述：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农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基于神学统治秩序的社会，向更加去人情化、以工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基于科学和理性的社会的转化。对此，一部分社会思想家认为，伴随这一变迁，很多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乐观的论调引来越来越多的质疑。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表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内在矛盾与摩擦：（1）等级制度-官僚机制-保密性；当这三个特点成为一个国家的典型特征时，就会产生集权主义和独裁。然而社会运动、法治、大众传媒、社会批评以及民众对公开透明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三大特点构成了限制。（2）商品化；资本市场的逻辑会造成商品化，现代社会中的去商品化力量、政府规范、消费革命反过来限制了商品化趋势。（3）文化工业化；商品化促使文化生产工业化。而高雅文化的繁荣、新型美学再生产形式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这一趋势。（4）疏离；现代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现代通讯方式的发展却又扩展了人类交流的时空范围。（5）他者化；同化过程忽视了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强调从属与遵从。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则要求重视文化差异，文化多元主义也成为了融合的一种形式。（6）民族主义；现代社会中，尽管民族主义仍旧盛行，但是前所未有的跨国跨地区合作也在兴起，现代社会正在经历更高层次的经济与交流全球化。（6）战争；1945年之后，地区冲突不断，军事研究与技术持续进步。同时，新的反战的文化与机构力量也于20世纪兴起。（7）科学技术的破坏性；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核武器威胁、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同样依赖于科学技术本身。（8）自我面临的威胁；现代理论家认为自我应当克己、外向、自律、上进，后现代社会，培养善于表达的自我成为一项重要目标，心理治疗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机制。与此同时，生活周期的阶段也在增加，20世纪初的婴儿期、童年期和成年期的三阶段划分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

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历史运动，直接催生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涛慕思·博格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主义”指的是全球公民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权、差异，强调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共同的价值，强调超民族国家体制的权威。与世界主义相对的是民族主义，强调个别国家的利益的优先性。规范性的民族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它为每个国家的利益提供了正当性和辩护，民族主义也是社会成员面临共同的外部挑战时的自然倾向。但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正在面临挑战。全球力量的不平衡，导致全球关系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存在诸多不平等，前者对国际体系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有体系的公正性，全球公正问题迫在眉睫。社会探索主要指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旨在构建公正的全球制度。这一全球制度强调多样性和公平，强调全球因素对民族国家的发展，试图通过全球化转化和塑造地方性的规则，使之更加公正合理。所有这些目前存在的全球不公平，都需要社会科学进行新的社会探究，去加以揭示和解决。

人文科学尚未跟上世界变化的步伐

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如何去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认为，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新世界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我们知识界没有为这个新世界提供世界观，过去已有的世界观无法应对新世界。既有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新的世界。没有世界法律，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世界性的民主。这个变化的世界的要害在于原有的世界并没有消失，而新的世界已经降临。当我们在用既有的知识建构价值、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同时，我们的知识也同样在被那些东西所建构着。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知识，它如何能够去面对一个现代性无法支撑的世界？怎么去为新世界提供知识？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系统，从根本上忽略了人的生存性智慧。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既有的知识系统而存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生存性智慧。所以，在思考如何面对当下世界的同时，也应思考如何去面对既有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理论范式。

台湾国立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永茂表示，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越来越追求城市化和商品化，但在精神和社会人文的发展方面上却破了一个洞。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弥补这个洞，使得人类社会重新审视过去两三百年的发展结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作为新的人文与社会秩序的缔造与诠释者需要在更多鼓励和尊重之下，进行更多创造性思索。比尔·里汀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中提到，在现代化及消费主义下，世界上很多卓越的大学已经沦为缺少省思与批判的科层官僚体系。当大学被定位为商业取向的科层体制公司，便会逐渐脱离滋养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脉络。很多学校，往往专注于学术文章的发表以及很多计量化的东西，但它们研究的学问却是和社会无关的。对于大学日趋严重的制造业化、服务业化，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同样持批判态度，并特别指出量化评估对人文学科的负面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多元化的价值，尤其是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学术界却越来越倾向于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大学，并且其衡量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院校的理工科科研水平。这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随着世界的变化，人文社会科学及其评估优劣的方式也必须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

儒学不应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与会学者除对当下世界和社会科学进行探讨外，还就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经行深入的交流。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传统与现代制度之间的显著区别在如何对待个人。传统制度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来看待个体，现代的制度，将个人看作公民，有着极高的非个人性质，将个人及其人际关系看作政治权力。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一直在建立现代国家与自然国家之间摇摆。中国模式最重要的优势就在于决策的速度和质量方面。与此同时，中国模式未来发展中存在着两点突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该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单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基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崛起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可问责性”问题。由于缺乏民主基础和监督机制，中国自古以来就没能很好地解决“坏皇帝”的问题。在缺乏民主合法性基础的条件下，当面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能否维系是中国模式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信任主要是基于小范围的家庭关系和个人关系，更大规模的信任就比较模糊。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拓展了自身的政治经验。在这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认为，中国需要开放和自省的文化。目前，传统文化必须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与地方化交织在一起，在带来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共同的文化价值更加容易凸显出来。差异是沟通的基础。各种各样的价值相互影响，为它们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基础，这种对话是通向人类和平相处的必经之路。多年的市场化道路导致一些传统价值的变异，甚至宗教也在市场的影响下出现变异；同时，文化的快餐化和庸俗化倾向严重。因此，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大转型和自由，还应追求公平，追求更加健全的理性。儒家文化中所提倡的和谐与世界大同，目前更多地还是一个观念，而不是现实。现代性带来的不只是自由，还有韦伯所说的铁笼。中国儒家传统的价值正在于，它可以弥补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不足。但儒家价值不应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应成为一种科学，目前过分实证化的研究倾向也必须改变。任何文明如果不依据时代变化而发展，封闭自身，就会灭亡。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表示，目前，很多中国学者都在向政策研究转型，并在应用性研究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他们试图只考虑一个问题，只说“客观”的话（进行实证研究）。这是一种在实践中的尝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样有一点不足，过分关注现实可能会忽略学术的另一层面，那就是纯理论研究。以澳门为例，现在的研究过分关注细微的问题和实证层面，忽略了宏观的理论和价值关怀。在当前社会中，政策研究有着其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社会科学越发重视应用性，但于此同时，不应忽略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以及研究中的价值关怀，这正是高等研究未来大有作为的地方，它不仅可以为政策服务，还整合不同的学科，把中国的现实经验理论化，实现理论与应用的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