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狭小，满是上下铺，过道仅够一个人通行。王老师从2005年建园时就在这里做代课幼儿教师，也一直陪孩子们住宿。往年寄宿的孩子也就三四个，今年一下子增加到9个，王老师只好搬到上铺。她介绍说，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家里老人还要干地里的农活儿，实在照看不过来的就被送到了这里。去年甘肃校车出事后，本地的大部分校车都停运了，外乡的也把孩子送过来寄宿。她说，家长们不是心狠，让这么小的孩子寄宿，他们是真没办法，没有校车，接送实在不方便。

　　早上7点半，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定州营村5岁的烁烁（音）拎着小书包走进了幼儿园。大门外急着下地干活儿的爷爷喊着：“别乱跑！” 老师还没来，烁烁一个人从桌上搬下小板凳，坐在留着门的大班教室里。

　　不一会儿，大班的军军跑着进来了。他扔下书包，把一包干脆面往地上一放，“啪”地一脚隔着袋子踩碎，然后打开袋子抓出一把塞到嘴里，又掏出一把递给烁烁。

　　中午12点半，刚刚收拾好几十副碗筷，瑞云观乡中心校幼儿园的王老师便急着和中班的孩子们一起把教室中间的桌子推到墙角，再把摞在一起的小床一张张搬下来午休。38张小床严严实实地挤满了整个教室，“这还有3个孩子没来呢”。小班和大班的教室更挤，老师和孩子只好在学校的小卖部里再支上12张小床。

　　这所幼儿园有大、中、小3个班130多个孩子，算上王老师只有3名代课幼儿教师。“每天特别紧张，一件接一件忙不完的事。”轮到陪宿，老师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要起床，帮着孩子们洗漱、打饭、上课，一直要忙到晚上8点半孩子们都上床躺下了，才能喘口气。

　　4月27日，正赶上大班的老师请假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前院小学里管基建的赵老师被拉来替班。吃完午饭，这位50来岁的男老师一边忙着给一个孩子止鼻血，一边照应着正在铺床的30来个孩子，井井有条。

　　“对这里的老师来说，到幼儿园搭把手是常事，人手实在是缺得厉害”。中心校的校长席振军也很无奈，“我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找钱，而是找人。”据席校长介绍，6年来这里就没有分过一位正式教师，更别说幼儿园了，“全靠代课老师在这儿顶着”。根据国家标准，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应为“全日制幼儿园1∶6至1∶7，寄宿制幼儿园1∶4至1∶5”，而这里的比例远无法达到国家标准。

　　和席校长一样，戚桂伏园长最发愁的也是缺人。“前一阵走了两位老师，小班一下子没人教了。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岁数大点的要照老人和孩子，根本看不上这点钱。”她只好请街坊小侯来帮忙，小侯的儿子正在这所幼儿园上小班。来不及培训，小侯先在小班听戚园长上了一堂课，再看看幼儿教师用书，就边干边学着开始了。像小侯这样，孩子在幼儿园里的老师很多，她们就是图照看孩子方便才坚持下来的。

　　戚桂伏每天下班后都要帮着爱人干农活儿，一直忙到天黑，到家时小女儿常常已经睡着了。她1983年初中毕业后，通过招考成为当地的一名幼儿教师，一干就是近30年。她打心眼里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站在院子里，孩子一哭，120多个孩子不用看她都知道是谁哭了。2000年民办教师转正时，戚桂伏阴差阳错地就被刷了下来。她也想过不干了，但舍不得孩子：“孩子们又没有罪，各个天真可爱的。都不教了，孩子们去哪儿？”

　　戚桂伏的大儿子在上技校，每年光学费就要七八千元。她的工资加上家里种葡萄的收入，一年全家不到两万块钱，四口人过得紧紧巴巴的。近30年教龄的戚桂伏拿着和其他代课老师一样的工资，每月400元。其中150元由政府支付，其他由乡镇和学校补贴。而附近葡萄酒厂的清洁工每天的工资是50元，还管一顿饭。这点微薄的工资让她和其他代课幼儿教师感到委屈，而退休后他们更是没有任何收入和保障。

　　戚老师们最大的愿望是让农村的孩子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科学的”学前教育。如今，国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正在落实，这些幼儿园的大型游戏器械已经到位，瑞云观乡中心校的新校舍也在建设中。戚桂伏说：“农村的学前教育就是这个现实情况，不能要求过高，不能强求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有见识、懂得多。我们也想给孩子教教舞蹈教教画画，老师呢？农村的孩子除了写字、认数，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为上学打下基础。”（摄影/写文 记者 郑萍萍）

　　（中国青年报 郑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