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迁入地参加()的话题，自两会起一直热度不减。两会期间，教育部负责人透露，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后如何考高中，读完高中后如何参加高考的方案正在研究。这一消息使众多流动人口深受鼓舞，但各界人士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担忧。“治大国，如烹小鲜”，解随迁子女高考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社会共济，创造条件逐步化解。

近年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迁入地参加高考的呼声越来越高。从实际情况看，一些从小随父母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已不适应老家的生活和教育。由于升高中困难、不能在居住地高考，不得不回老家继续读书，这涉及费用和安全问题。再有，现在全国有16个省份高考自主命题，迁入地与流出地高中使用的课本、高考科目可能不同，这就给随迁子女继续读书、升学带来不便。

然而，笔者注意到，强烈要求开放“异地高考”的人士喊得最响的理由，却是迁入地高考录取率高，考生升入名牌大学的比例尤其高。不同地域考生的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要先从实现教育平等开始。“解急难”与“均贫富”搅在一起，问题变得愈发复杂。

媒体上一些议论谈到，随迁子女当然应该在居住地参加高考。但如无条件放开限制，有异地居住条件的家长趋之若鹜，大城市人口爆炸会引发新的不公平。如山东的高考录取率较低，且不是人口流入大省，开放“居住地高考”不具标本意义。难点在于人口集中流入的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沪两市。

笔者以为，求解随迁子女高考难题首先要考虑城市容纳能力，同时兼顾各方利益。开放高考要听听迁入地的声音，制度的调整不仅要针对当前，更要考虑后续影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在集中流入地区已相当突出。据统计，在北京读小学、初中的随迁子女有近48万，相当于本市户籍同龄学生的半数，且多集中在城区。北京市尽全力使其中70%在公办学校就读，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数万人的速度增长。不可否认，改善子女的教育条件，是流动人口的正当权利。但是让所有非大城市的孩子都来大城市读书不必要也不现实。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万，相当于建国初期的七八倍，增速至今未减。北京的资源、环境、交通都达到极限，地铁干线出个故障就“半城瘫痪”。各人口流入地区也都面临类似问题。因此，是否设置一定的门槛，如何把握设限尺度，比如是否坚持独生子女优先政策，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处在工业化初期的我国与完成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社会福利资源的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他们用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已逐步化解，实现了城乡居民福利一体化，繁华都市与优美乡村同在。对于我国而言，既不能幻想今天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也不能无所作为。解决之道应从教育公平的原则出发，知难而进，分轻重缓急逐步化解。

随迁子女在居住地接受高中教育以及高考，涉及城市管理、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教育资源配置、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等诸多复杂问题，应由政府统筹，配套政策、办法要一并推出，不可单兵突进。比如中考放开，允许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居住地读高中。不仅北京、上海要开放，各省份、各个城市都要制定政策开放，同时还要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随迁子女户籍身份问题通盘考虑。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加速、城乡差异短期无法消除，区域间基础教育仍不均衡的背景下，按照教育规划纲要要求，探索招生、考试分离，实现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改革更要着力推进。有学者认为，调整统招统录办法，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是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难题的重要方式。（陈宝泉）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