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今天在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表示，教育部将积极推进“随迁()”政策的落实，但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她希望得到政协委员的理解。（《中国青年报》3月11日）

无容置疑，“随迁高考”拷问的正是国家高校资源的配置问题。它涉及两个利益主体，一是输入地高考群众，二是输入地参加高考的农民工子女。目前我国高考计划和高考教育资源是以省级为单位进行分配的，已经延续了30多年。换句话说，既得利益的各方利益格局清晰、享有资源实时间较长，利益稳定，政策深入人心。而“随迁高考”却是要打破这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需要高考输入地群众做出牺牲，把高考资源中既得的部分利益，无条件让利于外来务工的“随迁子女”。但很显然，这样的结果，不会自己变成现实，既得利者更不会主动让出自己的“好处”，这需要强大有力的外部和上层干预。即使这样，这也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事情。而对于教育主管部门，既要保证既得者利益，又要处理好增长者如随迁农民工子女利益，也就是既有政策原则不变，不触及根本矛盾，又想解决“随迁高考”这一新的问题，就注定了工作的艰苦卓绝和复杂长期。

本来，随迁农民工子女高考问题，之于教育公平，也就是要使不同出身、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而言，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对于教育公平而言，要想保证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随迁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享有当地孩子一样的教育和高考的权益，这样就不存在所谓接不接受外地孩子高不高考的事情。但现在出现了“随迁子女高考”的问题，根源之一就是教育主管部门从分配教育资源之初，就人为划分了地域和人群，自己制造了制度鸿沟，现在又抱着老调幻想弹出新内容，难度可想而知。

这就好比一锅煮熟的肉，一个家长已经按照原则把肉分到了孩子的碗里，而且多年如此。但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和情况变化，出现了不能满足一些孩子需要的新情况，但家长还是按原来的原则把肉舀到孩子们的碗里，然后再要求、请求一些子女再舀出一些给他人，这无疑是碗口夺食，即将进肚的肥肉再吐出来。这时候有几个乐意为之？麻烦自然不小。

但也很显然，在这个家长分肉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很简单免受纷争的办法，那就是从新情况出现开始，再往孩子碗里分肉的时候，就改革分配方法，全面考考虑，按照公平兼顾实际的原则一次分清，就能从根本上化解分肉的苦恼。应用到解决“随迁高考”的问题上，同样适用。因为“随迁高考”问题正是由于按省分配高校招生名额，才出现了各省、地区严格限制外来考生参加考试的问题。而作为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教育部，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重新制定高校招生计划，按照实有人数和照顾地区差别的原则，以各地参加高考人数确定各大学在当地的实际录取名额，并适当向少数民族和教育相对落后地区倾斜（当然这只是个大原则）。这样就避免了“随迁高考”难这一教育不公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所谓的挤占有关省份高校教育资源的纠纷，更是去除了本是教育资源分配者却要向被分配者讨要资源的尴尬，省却大量行政资源、少走许多冤枉路。

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最大的阻力毫无疑问是来自固有制度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往修修补补的改革已不能满足需求，取而代之的则是需要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对于高招考试和招生名额的原则分配重新制定规则，毫无疑问，就是对既有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对一些原有受益者利益的革除，阻力天然存在。但这样的改革，从长远看是早晚的事，从当前看，更是对新形势下教育资源公平更科学合理的配置。这需要勇气，也需要睿智。

(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