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高考”需要迈过哪些坎儿?

既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呼吁,为什么建议书提到的问题迟迟不能实现?而如果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又需要迈过哪些坎?

长期从事高招政策研究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至今未能解决,所关涉的不仅是教育公平,更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教育资源、文化基础、就业流向、地方投入等多方面相关。

“‘就地高考’一旦放开,流动人口子女将随迁就读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方的高校,这对流动人口的务工流向将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给流入地的教育、经济、就业及人口管理等都带来很大压力。当地政府与民众能否坦然接受这些陡增的压力?这是制约这一政策实施的最大障碍。”郑若玲坦言。

针对可能激增涌入大城市的务工人流,“建议书”给出的对策是,在不损害流入地户籍学生教育机会的前提下,采取增量的办法给随迁人口子女分配招生指标。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随迁人口子女的招生指标,必然意味着减少其他地区学生的升学机会,从而带来新的不公。”郑若玲解释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着眼于另一个可能出现的不公——“高考移民”。有专家认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以从根本上杜绝高考移民。熊丙奇则认为“不然”,“高考移民”反倒会被更大程度地催生。“道理很简单,不论怎么考,都会面临地区教育差距和高考录取指标的分配问题,而只要存在差异,就可能导致高考移民。近年来一些地区打击高考移民,实行的是户籍加学籍双证制度”。熊丙奇说。

“‘就地高考’可能解决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升学问题,但也可能随之带来其他诸多矛盾或不满,它只是一个解决流动人口教育问题的治标而非治本之策。”郑若玲说,“这一基于公平的理想政策要落实,还需解决来自各方利益群体的诸多矛盾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