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外来人员”、“流动人口”等称呼逐渐被“城市新公民”取代，但是坚不可摧的户籍壁垒依然存在。城市接受了“新公民”多年来的贡献，却在高考时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的孩子。12月5日，报名参加2011年北京高考的考生信息准时封存。就在12月前后，在北京就读高三的非京籍学生要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北京高考考生数量的涨跌，与他们无关。对于北京，他们“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他们的高考是“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故事。这似乎是一个老话题，重复、毫无新意，然而，今年又有些不同。在他们身后一向选择沉默隐忍、无奈接受现实的父母，开始团结起来，有一万多人共同发出响亮的声音——呼吁孩子在京高考权。(12月9日中工网)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它实实在在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当前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状况不容乐观，这与教育排斥不无关系。农民工作为“失语的边缘人”，他们毫无疑问是社会下层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其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就更能反映教育排斥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分析表明：2005年，14岁以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314万。据预测，至2020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将进一步扩张，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将达到2000万左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实现教育公平，必须实现农村和城市教育的公平，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子女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就需要消除户籍的壁垒。

　　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与计划经济一脉相承的。它在限制人口流动和制造了城乡分割的同时，严重地加剧了城乡差别，导致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两重天的不和谐局面。这种制度的弊端表现在它直接导致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在所有制、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就业、住房等各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不同。

　　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成本，这个成本需要政府、全社会和农民共同来承担，而不应由农民独自来扛。农民工的后代，原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村走出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代。但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出现进城的“流动儿童”被社会“边缘化”，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被家庭“边缘化”，那他们离“毁掉的一代”就不远了。

　　像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接受了“新公民”多年来的贡献，却在高考时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的孩子，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现在有一万多人共同发出响亮的声音——呼吁孩子在京高考权，这其实也是全社会的共同呼唤——取消歧视，让农民工子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