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伟和龙玉福两人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教学生涯。他们被清退时曾一度被告知是“非法办学”，虽然后来当地有关部门承认了他们的代课教师身份，但七年间拖欠的3万元工资迟迟没有发还。身处山区、家庭贫困的他们为了拿到这笔“巨款”，开始四处奔波活动

“要不来钱，我们只能去打工了”

两位乡村代课教师的苦涩讨薪路

吴义伟、龙玉福两位来自湖南凤凰的乡村代课教师活到50多岁，从来没想到要得到自己教学所得收入是这么艰难。他们多次到当地教育部门讨要3万元的工资差额，至今未能兑现。

虽然他们在山村教育战线上奋战了近30年，无怨无悔，“我们只是希望自己最基本的权益能够得到维护和保障，从而使我们能够继续为山村教育事业做贡献。”

他们远在凤凰腊尔山的家中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两位代课教师身上浓缩着中国几十万代课教师的曲折命运。

教书25年收入两万元

吴义伟和龙玉福两人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教学生涯，他们的身份是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这个群体在上世纪90年代曾引起过关注，此后代课教师逐步成为了历史，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2008年，《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全国各地都在清退代课教师。2007年12月，凤凰县劳动局组织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就即将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组织过专门培训。培训甫一结束，凤凰县教育局就突然赶在年底前迅即下达了清退文件。当地教育部门告诉1984年就开始教书的吴义伟，他是在“非法办学”。

当地教育部门告诉他们，《劳动合同法》实施时，他们已不是代课教师，作为落实《劳动合同法》待遇的这个主体已不存在，故他们不符合该法律的规定。

“国家清退代课教师是政策，我们没意见，但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清苦了，教书一生，清贫一世，以后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吴义伟曾把自己代课25年的工资总收入相加，最后得到的数字是两万元。

吴义伟、龙玉福等当时被要求写一份“志愿代课申请书”，内容是：我是×村村民×××，本人志愿在本寨代课，报酬解决办法是以校养校、以班养班，工资待遇及经济补助与学区没有任何关系。

在一份落款是“凤凰县人民政府调查组 2008年8月10日”的“凤凰县非法办学教师统计表”中显示，全县“非法办学教师”有39人，其工资来源是“自收自支”。

凤凰县教育局表示，并不是要“清退代课教师”，而是根据法律规定规范用人，而且“凤凰自1999年起就没有代课教师了”。

干了一辈子教育，被清退时还被告知是非法办学，怎么也想不通的他们开始反映问题，凤凰县政府法制办牵头的调查组对吴义伟等代课教师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完成了一份约8800字的调查报告，提交给凤凰县政府。调查组负责人、凤凰县法制办副主任认为，吴义伟等代课教师与凤凰县教育局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成立的，应该承认他们的代课教师身份，将其6人定义为“非法办学”是不合适的。

艰辛的讨薪路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到2010年8月，教育部门就再没给他们发过工资。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学校的办公经费。他们与当地教育局领导协商，核定教育部门欠他们3万元的工资，可是这笔钱迟迟没有给他们。

好消息是，从今年开始，他们开始领到每月725元的工资。他们决定拿出其中400元作为进京“讨说法”的费用。

3万元，对城市居民来说并不是太大的数字，但对于这两位深山里的代课教师来说，是一笔巨款。

对于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他们来说，进京之路实在是太过艰辛。

他们计划到京时间是3月24日，但3月22日早上6点，他们就已经出发了。从家到镇上需要15公里路，要翻越数座大山。他们乘坐一辆班车去吉首，颠簸了两个小时，到吉首车站时，唯一的一趟车已经开走，于是他们不得不住下来，乘坐第二天发往北京的车。25个小时的火车坐下来，等24日中午到北京时，他们的脚也肿了。

面对偌大的京城，第一次来北京的两位老师两眼一摸黑，买了一张地图，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相关部门所在地，没料到，当天办公室无人值守，这下子两位老师傻了眼，随后又遇到双休日，他们在西站周围找了个便宜旅馆住下后，身上带的钱已经不够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只得在车站附近一个天桥下露天过夜。当时吴义伟窘迫得差点哭了出来。

情急之下，他们想起一位曾去凤凰采访他们的记者，于是发短信给他求助，但是该记者正在湖南出差，该记者将他们的遭遇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立刻引起了广泛转发。

一位担任区人大代表的女企业家见到该记者的微博后马上驱车赶到他们的住处，并给他们送去了8000元钱，告诉他们还是回家等待消息，“3万元不是大数，我会帮你们协调。”她还将他们安排住进了一家招待所。

“北京的好心人真多。”两位老师感慨万分，在那位企业家的劝说下，他们决定回湖南。虽然是第一次来北京，而且手里也有那位好心人捐赠的钱，但是吴义伟、龙玉福还是决定马上坐火车回去，甚至没有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眼。“主要是怕那位捐赠人有想法，我们拿着人家的钱不能乱花。”两位老师朴实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