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的一次高调之后，复旦大学上下对拟议中的大学章程保持集体沉默。

“这相当于复旦的"宪章"，不容草率。”参与复旦“十二五”规划起草的一位文科青年教授近日对本报表示，订立大学章程已明确写入复旦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应该不会匆忙出台。

据悉，包括复旦在内的26所高校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去年底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学术为魂、依法治校”将成为复旦的新探索。

在因“行政化”日深而多被诟病的教育界，复旦的改革令人期待。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制订大学章程极有可能碰到的问题是“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破解这一循环殊非易事。

行政系统抵触

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前途暗淡”

在2010年底的一场答谢会上，杨玉良公开阐述了复旦“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 的16字治校方针。“不管是"育人为本"，还是"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核心都是"学术为魂"。”杨玉良说。

据介绍，复旦2010年作出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校方人士告诉记者，作为校长，杨玉良以身作则，打破传统，率先退出了校学术委员会。

为了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复旦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杨玉良表示，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还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上述改革引发了行政人员的另一种解读。某学院副院长私下里就对人表示，杨校长的设想“不靠谱”。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副院长一直在行政系统任职，没有从事过教学或科研工作，显然他担心改革会影响到自己的职权。

据透露，拟议中的改革也让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颇为担忧。作为教育直属高校，复旦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一些行政部门都有相应的级别。此次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前途暗淡”。

据记者了解，在2009年初杨玉良履职校长后，有关改革方案就一直在酝酿中。但复旦校方对此始终相当低调，从未公开、专门论及，甚至连大学章程的起草班子组成也秘而不宣。

绕不开的官本位

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

复旦此次改革，主要在校这一层级，让行政领导逐步退出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评定委员会这三大学术组织。而在绝大部分院系，院长或系主任与上述三大委员会领导已实现职务分设。

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介绍，院里的各项事务由党政联席会议和各种委员会集体决策，包括院长在内，谁都没有一票否决权。不过，前述参与复旦“十二五”规划的文科教授直言：“院长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负责科研的一位老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奥妙：虽然课题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是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但作为学院的日常事务，也会向院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并且通常是在学术委员会开会之前。而当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材料叠放的顺序或项目发言的先后，都有暗示在其中，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另外，一些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课题，从学校科研处派发下来后，一般由院长牵头，课题组成员也就由院长指定。当然，“院长也会考虑到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的周期里人人有份。”该老师说，这在各个高校中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

复旦另一个文科学院分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则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否则，当学术权力超越边界而成为“学阀”，最终也会伤害学术的发展。

改革不应限于大学内部

大学章程要解决的不只是学校内部治理，还要界定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

“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和学术权只是表面分离，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

熊丙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也就是校长的职业化。他介绍，国外的普遍做法就是校长公开遴选，以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没有学术权，只有行政权，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学术服务。

根据此前教育部的消息，此次列入试点建设大学章程的大学共有26所，像上海交通大学早在2005年就制订了章程。各校制订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熊丙奇认为，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