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我国从“十一五”迈向“十二五”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第一年。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应如何总结过去5年，又该如何展望未来5年，记者就此对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进行了采访。

　　记者：如果把“十一五”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成就放在您40多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中去衡量，您会有怎样的评价？

　　袁贵仁：简而言之，成就显著、极不平凡、十分关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关于教育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有的已提前实现，有的到今年年底将实现。

　　“十一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四个标志性成就：一是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于2008年全面实现，惠及1．6亿学生。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09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三是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职和高职分别占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四是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国家教育资助体系已覆盖各级各类教育。应该说，我国已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开启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记者：“十一五”时期，我们完成了多年前就设定的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具有怎样的意义？

　　袁贵仁：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确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算起，我们用22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我们不仅确保了所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也减轻了亿万家庭经济负担，改善了民生。2008年免除学杂费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个家庭平均减少支出770多元。为此，各级财政投入累计新增2000多亿元。

　　免费义务教育还推动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制度建设。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由政府负全责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经费保障新机制，为全国义务教育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记者：“十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质量问题相应凸显出来，“十一五”时期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了哪些工作？

　　袁贵仁：“十五”期间，高等教育的“扩招”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这项决策和成果。“十一五”时期，中央明确要求把高等教育发展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上，强调办出特色、推动创新。为此，国家投入数十亿实施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提高质量，不是说只有一个标准，而是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体现办学特色，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争创一流。过去5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奖项中的二分之一出自高校，社会科学领域三分之二的成果由高校完成。同时，通过推动教育观念创新、培养模式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结构、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在不断提高。

　　记者：“十一五”前后，我国职业教育是怎样在经过发展的“低谷”后驶上了“快车道”？

　　袁贵仁：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四个更加”。一是国家更加重视。通过建立中职学生资助、免费制度以及推进“双证书”，增强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二是导向更加明确。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基础更加坚实。国家重点支持一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县级职教中心和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高职学院，专门组织培训了15万专业骨干教师。四是贡献更加突出。几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向社会输送2000多万毕业生，受到行业、企业的欢迎。

　　记者：过去5年，教育公平成为热词，国家采取了哪些举措？

　　袁贵仁：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基本教育政策，推动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一是以加快发展促公平，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进一步提高。二是以资源配置促公平，坚持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特岗计划”、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以及高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等。三是以完善资助促公平。国家资助制度覆盖面更广、比例更大、标准更高，有效确保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学或辍学。四是以规范管理促公平。通过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强教育收费管理，建立教育收费听证、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我们的行风行纪得到明显规范。2009年反映教育乱收费的举报比2008年下降20．9％。

　　记者：教育部近日明确提出要在3至5年内治理择校乱收费，但很多人担心，这一顽疾真能这么快消除吗？

　　袁贵仁：大家有担心完全可以理解，也从侧面说明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提出的10项措施是一套组合拳，也是一记重拳，其中既有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等治标措施，也有合理配置师资力量等治本之策；既有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保障措施，也有健全完善督导制度等监督机制。

　　今后，我们要在贯彻落实好这10项措施的同时，推广一些地方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治理乱收费方面的经验，认真对待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力争用3到5年，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择校乱收费问题。各部门各地区要齐心协力，也欢迎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加强舆论监督，争取每年都有新进展，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

　　记者：从“钱学森之问”到11名教授联名给您写信，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受到了质疑，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袁贵仁：中国教育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很多成功做法，在人才培养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国外相比是各有短长，不必妄自菲薄。但我们也要放眼世界，认识到教育改革的空间很大，应实事求是地发扬优良传统，借鉴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教育改革更加符合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针对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教育规划纲要》已提出了思路举措，我们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记者：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能如期实现吗？

　　袁贵仁：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明确要求，财政部门、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正在积极采取举措，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努力增加教育投入。我对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充满信心。

　　今后，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提高教育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同时开辟新的渠道。要按照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把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作为检验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是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还要健全体制机制，切实把经费配置好、使用好、监管好。

　　记者：今后5年在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过程中将如何应对难点热点，如何面对意见建议？

　　袁贵仁：今后5年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奠定基础、至关重要的五年。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努力在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同时，鉴于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必须试点先行，大胆试验。要尊重首创，对于各地各校的改革探索，只要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的，我们都大力支持。对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要大力推广，以点带面，在全国形成扎实有序推进教育改革的新局面。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从“穷国办大教育”转向“大国办强教育”的阶段，教育事业面临的难点依然很多，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也依然很多。人民群众有意见建议，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完全适应他们的要求，还需要加快改革发展。我们对所有批评都理解，对所有建议都欢迎，并会把批评建议作为工作动力，把热点难点作为工作重点，促进我们更清醒地判断形势，更全面地把握动态，更深入地分析原因，更积极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