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59岁高考，64岁读研，68岁只身赴京做“博士旁听生”，10年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陶醉于知识世界的桃花源。

　　一大早，李文超走进清华六教(102)，直奔教室最前排，把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往桌子上一放，掏出他的宝贝家当：被塑料袋裹着的白纸本、一瓶钢笔水、一支旧钢笔。上课铃一响，笔在本子上沙沙响，一会儿工夫，他记了整整11页。

　　课间，他用混合着重庆与贵州口音的普通话与教授忘我地讨论，满面红光，声音洪亮。如果不是那秃得发亮的脑袋和装在腰间布袋里的老年证出卖了他的年龄，你不会猜到他已69岁。

　　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对他的出现毫不奇怪，这位高龄旁听生已经在清华、北大的课堂上活跃了1年多。每天早上6点半，他会走出中国地质大学家属区的地下室，骑上从跳蚤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穿过人声鼎沸的五道口，到清华或北大听课。

　　时而有记者来探访他的“北漂”生活，他便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地从10年前讲起自己的故事。

　　疯狂老头

　　李文超的人生，从59岁那年开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2000年5月，广播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他欣喜若狂——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举措，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首次允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哎呀，那不就是说我也可以去考！”刚刚从贵阳铁路工务大修段机关退休回家的李文超高兴得想要蹦起来，摩拳擦掌地戏称自己要“再一次接受国家的检阅”。

　　他上一次“接受检阅”是在1964年，那成了他至今无法解开的心结——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个班几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升学，就是我。”然而，自认在高考中“发挥得很不错”的他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他无数次猜想过大学梦破碎的原因，但当时那个压抑的社会环境，让他无从寻找答案。

　　这成为他36年后再次走进高考考场的动因。

　　2000年的高考日，李文超搀扶着他88岁的老母亲来到考试现场。一位保安在门口把他拦了下来：“你进去干什么？”李文超扬了扬手中的准考证：“参加高考，国家允许的！”之后，在母亲目光的护送下走进考场，与小他40多岁的年轻人同场答题。

　　最终，他得到286分，在当年全国高龄考生中名列首位，被媒体称为“花甲状元”。

　　“我可是没怎么复习就去考试喽！全凭脑子和平时的积累！”李文超对自己当年的“裸考”经历很是得意。不过，虽然考了个“状元”，但他的分数仍离贵州省录取线差了14分。幸运的是，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他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免除了他的学费。

　　李文超迎来的大学第一课是新生军训。这位“花甲战士”虽然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却在很多项目中把同学们甩在了身后——在太阳底下站军姿，最笔挺；踢正步，最认真；就连从未接触过的射击，他也打了47环，在全年级排名第一，还因此获评“优秀学员”。

　　休息时，同学们累得直接躺在操场上，李文超也跟着躺下。有同学叫他“爷爷”或“伯伯”，他不干了：“我可是参加正规高考考进来的，是你们实打实的同学啊！这么叫多别扭。”身旁一个小伙子灵机一动：“叫你‘超哥’怎么样？”李文超乐了：“这个好，就这么叫！”于是，此后4年里，他每天都与一群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孩子们称兄道弟。

　　在学习上，李文超更是不含糊。他从不翘课，几乎每节课都要抢着坐在最前面。每逢周末，别人在休息，他却泡在图书馆。因为不住校，听完报告回到家时常常已是深夜。老师劝他免修体育，他不想搞特殊，1500米照跑，铅球照推。唯一让他感觉吃力的是计算机和英语。“英语基础不好，高中时只学过一点点。计算机理论课没问题，但上机时手指不灵活。”不过，他不服气，玩儿命学，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疯狂老头”。

　　2004年7月，李文超从贵州师大毕业时，成绩已由原来的最后一名上升到了全班第19名。

　　另类北漂

　　很多人觉得，大学毕业了，李文超就会停止折腾，回家安享晚年。李文超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的求学之路刚刚开始，想接着读硕士。于是，他一边旁听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一边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5年中，他考了5次，最好的一次考了313分，两门专业课都超过了分数线20多分，但因英语成绩太低没被录取。

　　不过，他自认在这5年里收获颇丰，学校规定研究生的必修课有10门，选修课有2门，他一共旁听了24门。

　　2010年，李文超又作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进京“读博”。

　　他给北京多所高校的招生部门写信，希望成为博士课程的旁听生。大部分信都石沉大海，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回复了他，劝说他在贵州老家学习清华大学的远程课程。

　　李文超不喜欢那样的方式，“没有交流感、对话感”。与家人商量后，他决定只身一人进京，闯一闯传说中开放自由的清华、北大课堂。

　　登上北上的火车，挥手告别送行的妻子，27个小时之后，他抵达北京。从西客站赶往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清华，他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这个让他憧憬多年的地方。之后，他手提肩背地打听到了距清华不远处有一个30元一晚的地下室，住下时已是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手持事先从就读清华的同乡那里搞到的课程表，他第一次踏进了清华的课堂。让他沮丧的是，这门课的教授拒绝了他，希望他能到教务部门进行旁听生的正式注册。他只好走出教室，在门外站了很久。

　　第二次听课的经历让他备受鼓舞，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当代著名哲学史家陈来见到班里这名大龄旁听生时，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同学们：“这位老人家精神不错，这么大年纪还来求学……”

　　很快，李文超不仅熟悉了文史类课程集中的教三、教六，清华园里的建筑他也能如数家珍：“这是建筑学院，这是经管学院，这是科技楼。”时而有人向他问路，他举着胳膊使劲儿比划着：“一直走到底，左拐。”颇有些自豪。

　　这个学期，他计划旁听10门课程，包括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专题研究、微观经济学等。因为媒体的报道，清华大学宣传部了解到李文超的情况后，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对于自己的求学生活，李文超感到陶醉且满足。

　　他的一些“北漂”朋友觉得这个老头的生活太另类，忍不住问他：“你都这把年纪了，咋还这么‘漂着’？”李文超说：“你们是来追梦的，我也是。”

　　精神贵族

　　李文超租住的地下室只有10来平方米，住4个人，不通风，散发着霉味。不过，他对这个租金500元一个月的睡铺没什么不满，“这个价钱能住上这条件，算不错了”。对于每个月500元标准的伙食，他更是很满意，“有时，中午能吃上一碗红烧鱼”。

　　其实，他每个月有2230元的退休金，在贵阳这样的城市安享晚年基本够用。家庭也很美满，两个儿子很懂事，妻子被他形容为善良美丽。这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何苦来北京“遭罪”？

　　“关键是，我不觉得这是遭罪。”李文超说，退休后的这10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10年。

　　“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有的作古了，有的得了老年痴呆。”李文超说，“还有人每天遛鸟、打麻将、吃了这顿想那顿，有啥意思！”

　　他说同龄人很难理解他的快乐：“读书是一种生命的再创造。仿佛从混沌愚昧到思想受到启蒙，再绽放出智慧的光芒。”他自认人生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他的同学们也对他难以理解。“我知道他们怎么想，觉得我这么老了，学习还有什么用！”李文超曾就此与同学展开过辩论：“谁说学习的目的就一定是考公务员、进国企、给外企打工？学习让我延缓衰老，知识的世界让我感到无限宽广，独立的思想让我享受公平与自由。谁能说我学习没有用？”

　　有人质疑李文超去大学旁听课程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他感到很是不平：“教室里有那么多空位，许多学生逃课。我不去学习，才是浪费资源。”

　　还有人说他自私，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一位丈夫。而他则认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徐长红是他心灵上的知音，真正理解他，并能够从他的身上获取力量。徐长红说，在李文超的带动下，她也越来越爱读书看报，不仅后补了高中课程，48岁时还拿下了省党校的经济管理学文凭。两个儿子则说：“父亲不是温水里的鱼，是长江里的鱼。”

　　对于他人的不解，李文超还有着这样的解读：“是因为没有透过现象去研究本质。只有了解了我的人生经历，才能理解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自然而然的存在’。”

　　李文超生于重庆丰都县的一座高山顶上。他不断强调着父亲李明星、妈妈秦晓兰的名字。“这是我生命的起源，也是我学习的动力。”虽然父母都是农民，但是“要读书、要良心、要勤奋”的告诫伴随了李文超的成长。似乎是很自然的，成绩好成为他从小的骄傲。高考落榜后，他做过代课教师、铁路工人、通讯员、机关干部。其间，因有文化而产生的自豪感一直伴随着他。别人搓麻将、打扑克的时间，他几乎都在读书，那是他最能感受到自我价值的世界。此间，他还戏剧性地经历过“十四死一生”：大炼钢铁时腿不慎被砸伤，差点截肢；得了致命的恶疾，竟靠自己挺了过来；蹬着三轮车外出买冰箱，被一辆车撞飞了……他说，这让他对生死多了些参悟和思考。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觉得自己59岁之后的选择是顺其自然的。在他看来，死过多少回了，有一张能睡觉的床就很好，他珍惜的，唯有精神世界的丰足。“每次听课，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我经历着思想的交锋，驰骋在没有边际的思想世界。”

　　曾经和他一起上课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方鳞对他表示理解，形容他是“精神贵族”。但更多人认为，误解他很容易，真正理解他很难。

　　不过这个自认活得惬意的老头不太在乎。“学习是我的生存方式，现在是，以后也会是。”(记者 俞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