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士介绍，由袁负责牵头组织的“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教育公平和效率问题研究”有头无尾，最后“既没有出书，也没有出正式的课题报告”。

记者查阅了2004年以来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鉴定结题一览表，确实也没查阅到该课题的结题记录。

后来，赵宇又接连申请过几次全规办的课题，却一次也没申请上。“全规办的课题评审过程非常不透明、不公开，这在教育科研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对此怨声载道。”

这一看法，也获得了湖北某高校一知名教育研究专家的认同。这位专家曾多次申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也总是榜上无名。他说：“连我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我们这些专门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总是拿不到课题，倒是全规办自己的工作人员和教育部的一些官员能够比较容易地拿走一些课题，可以说他们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较多地占用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和资源。”

江苏省一所高校的教师也打电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就他了解的情况看，“公关”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他熟悉的人中，就有多名高校教师或行政领导，在没有或缺乏研究基础的情况下，获得了全规办国家级课题的立项，“一些搞农学、旅游、党史的，却申报上了教育领域的国家级课题，这不是笑话吗？”

根据他的提示，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了部分获得立项的人员研究履历，发现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这名教师说，申报课题时，论证报告需要看前期成果，“他们没有前期成果，怎么拿到了课题呢”？

曾当过评审专家的浙江某大学教授李新（化名）表示，没有相关研究基础的申报者，确实不应该获得这么高级别的课题，因为这种课题不是给新手准备的，申报者应当具备一定研究水准和能力。

项目合作是否存在利益交换

《内幕》一文中提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教科院”）先后与杭州下城、成都青羊等6个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这6个地区成为中国教科院的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实验区每年给中国教科院提供支持，作为回报，这些实验区均可获得国家课题。

全规办与中国教科院的关系是，中国教科院院长兼任全规办主任。

知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中国教科院与这些实验区的合作协议中，确有“院方帮助实验区申报一项全国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的条款。

知情人士表示，获得了国家级课题，从宏观上来说，对学校上档次和在评估中取得好成绩，从微观上来说，对教育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和评奖，都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课题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他们还表示，中国教科院对外的这种合作不仅限于此，从2008年开始，刚升格不久的杭州师范大学（原为杭州师范学院，2007年更名）就与中央教科所（后改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了两项合作，一项是杭州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杭师大”）对该校“2009～2025年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方案和实施方案”进行公开招标，中央教科所成为国内唯一一个中标单位。另一项是杭师大与中央教科所签订《国际教师学习与发展研究》科研项目合作协议书，委托该所进行课题研究，该项目负责人为所长袁振国，项目的总经费为200万元。双方约定，成果将以国际研讨会、出版研究著作等形式呈现。

知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于第二次合作，杭师大支付了研究经费以后，书并没有出版，但双方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杭师大每年都会邀请课题组成员前去指导，中国教科院也会邀请杭师大的领导和教师过来参加座谈会或进行课题研讨，双方关系很密切”。

多名知情人士指称，双方在合作时，全规办有帮助杭师大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约定。记者查询发现，2009年，杭师大一举获得了5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此后，该校每年也都获得了全规办课题立项。

中国教科院内部一位人士获知此信息后感到惊讶万分：“现在的地方高校真是太有钱了，我想不出来这帮人凭什么就能忽悠来这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