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该院。本报记者 谢湘摄

成果鉴定费被要求直接汇至全规办某工作人员名下，且只有收据没有发票。图为全规办2009年开具的一张3000元现金课题鉴定费收据。资料图片

6月27日，本报刊发了题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内幕》（以下简称《内幕》）的报道，质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规办”）“一边组织课题评审，一边自己申报课题；一边规定未结题不能申报新课题，一边是负责人多个课题未显示结题信息又承接新课题；负责人家属和合作单位也获得了国家课题”。

报道发表当日，全规办没有对本报作任何回复，但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公告，声明该办对课题的申报、评审、结题都有明确规定和严格程序。

然而，本报从读者中获得的反馈信息与全规办自己的说法恰恰相反：多名教育科研人员来函来电，讲述自己在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时的奇怪遭遇，并对现有的评审规则和程序提出了强烈质疑。还有部分教育科研人员表示，全规办在课题成果鉴定时，鉴定费也存在去向不明的问题。

带着一些新的问题和质疑，中国青年报记者希望向全规办负责人求证，但多次联系均未获得回应。

国家重大课题的公开招标为何被随意取消

北京某高校教授赵宇（化名）长期关注教育改革、教育公平问题，是全国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然而，2006年，他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时，却遭遇“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

那一年，他根据当年度的《课题指南》，准备申报“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教育公平和效率问题研究”这一国家重大课题。这也是当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唯一的一项国家重大课题。

《课题指南》中清楚地注明，国家重大课题为招标课题。

赵宇说，国家重大课题强调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合作，对研究团队要求很高，为此他们做了精心准备，甚至邀请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高校的研究者参与，“最后形成了厚厚的一整套申报材料”。

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将申报材料送至全规办时，却被告知招标取消了，这个课题直接交由袁振国承担。

全规办2006年的立项课题名单显示，袁振国确实获得了该年度的“1”字号课题，课题名称与《课题指南》公布的名称一致，当时其工作单位显示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时任该司副司长。

赵宇说，教育部社科司正是负责组织、协调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并指导实施的单位。

他对全规办的这种做法非常生气：“我知道，即使是公开招标，也不见得没猫儿腻，不过程序还是会走的。但是，这次却连程序都不走了，本来是面向全国公告要公开招标的，却说废除就废除了，让我们这些申报者白费很多工夫，这样弃规则于不顾的情况，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