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高校的“铁饭碗”

朱清时说：“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一年前他给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提到，南科大的定位是“参照香港科技大学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一年后，朱清时似乎有了比香港科技大学更高的标准。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香港科技大学还算不上真正的教授治校，行政管理色彩还是比较重的。真正的教授治校是哈佛大学。”朱清时解释说，南科大推崇的“教授治校”模式，不是让教授们来当官，而是他们的意见能够影响南科大的发展。

朱清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改革如果停留在空谈，谁也说服不了谁。”只有靠实践，真做成了，大家就信了，就像当时小岗村分田到户一样，“用事实说话”。

“希望教育部，让我们做一个试验，自授文凭，这个试验对高教改革至关重要。”朱清时说，“教学质量为什么上不去，主要原因是各个学校对教学没有真正重视，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都好像当年的国企，靠行政支撑的文凭就好像是一个新型的铁饭碗，做得再差也有铁饭碗端着，我们的自授文凭就是要打破这种铁饭碗，让市场和社会来检验我们的教学质量。”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朱清时起身拿来一个小本子，里面记着今年全国两会上另外两位校长对他的鼓励。朱清时说，这两年在风口浪尖上的日子不好过，这两位校长告诉他，南科大确实引起了热议，但也让他们这些大学看到了希望和方向。“这让我很受鼓舞。”朱清时紧握着手中的本子说。

在教育改革的路上，朱清时虽然孤单但并不孤独。

对话

假如钱钟书报考南科大《中国经济周刊》：今年秋季新招的学生会不会参加高考？

朱清时：正式招生指标获批后，怎么录取学生，还是要按照改革的思路来做，无论是教育部还是深圳市政府，都希望南科大是改革的试验田，使用一些新的举措；至于新的一批学生参不参加高考，还没有决定。不过我们即使高考，也只是作为新生的部分成绩。比如像钱钟书这样的人来参加高考了，即使数学考了几分，但是其他的特别优秀，我们还是会录取。

《中国经济周刊》：南科大在考试的时候都考什么样的题目，来测试考生应试教育以外的能力？

朱清时：考试由我自己主持，参照了一部分原来中科大招少年班的经验。比如去年我们选用了《周髀算经》中证明勾股定律的一段古文。一般人肯定看不懂，更不要说是高中生。我用10分钟给学生讲解，再给20分钟让他们把听懂的写下来。好的学生基本上听懂了，尽管是用自己的语言写下来，没听懂的还是用中学学过的方法来证明。这就是考学生的理解能力、听懂话的能力、记忆力以及想象力。因为《周髀算经》没有数学符号，全是文字，要靠想象。

还有一些办法测学生的记忆力。最简单的，先让学生念一段7位数的数字，记下来、再默写出来，难度一点点加大，8位数、9位数；然后再难一点，让他们把这组数字从后往前再写一遍。最好的学生能做到13位数，这就不是靠书本能得到的知识，考的是一种天赋，就好像在脑子里照相一样。中国的高考没有这一块的能力测试。

《中国经济周刊》：未来南科大的学生和教师比例将达到多少？

朱清时：在我当校长的5年，希望可以达到本科生2000人，研究生600人的目标，教师和学生的比例达到8：1,这个比例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很常见，比如加州理工。香港目前的比例大约是18：1。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质疑有些南科大教授、副教授的水平不高，有“高聘”的嫌疑，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看到过这些质疑。因为南科大现在还是一张白纸，需要专业人士来筹建，筹建也意味着要做出牺牲。这批教授是甘做铺路石、是要做出牺牲的，所以学术成果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要把学科筹建起来。很有名的教授不愿意来，南科大给年轻人机会，也许他的成果还不到这种程度，但有发展潜力。未来南科大真正建立起来，会有真正一流的人才愿意来。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南科大的改革是不是抓住了机遇？

朱清时：从我个人、家庭和身体状况来说，是骑虎难下；但是在教育界，我觉得这个使命接受对了。要有人来从事这种改革，把事做出来。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