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与乱的循环

至少从坊间的小道消息来看，刘建军的前途并不容乐观。消息说，下一步北京市可能全市取消推优制度，同时取消各初中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力，是否代之以更严格的全面“电脑派位”，则不得而知。

俞敏洪也在公开场合暗示了这一点，他说，未来政府“一定会出手打掉一批”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俞甚至猜测了这项行动的一些细节：“(政府)只要出台一个政策就可以了，他定几个规矩，让你交一个500万到1000万的抵押金，交完了以后只要发现你跟公立学校联合竞争、占坑，这个押金没收；只要发现你有贿赂，就押金没收。有多少机构能够交得起这个押金？交得起你还敢做跟公立学校合作的事情吗？不敢，那就关门吧。”

这已经不是民间培训机构第一次“挨打”。1985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教育的非营利性质，曾禁止民间创办培训机构，于是有了当年俞敏洪“提着浆糊刷小广告躲城管”的段子。此外，2003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部分承认了民办教育的营利性质，但由于法规中关于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界定不清，导致工商部门不欢迎学校注册，在上海等地，甚至从2009年起即不再批准教育培训类企业的注册申请。

尽管有专家指出，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才是治本的关键，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项法规的修订远未进入程序。有分析人士认为，即便现在就进入修订程序，真正实施也将在5年之后。

眼下，至少在北京，针对“条子生”、“共建生”和“特长生”的清理已经开始。根据北京市委常委会近日发布的《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问题的意见》，“捐资助学”将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此外，《意见》还明确禁止学校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等行为；禁止公办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

事实上，即便不打，小升初“拼爹”的模式似乎也已经难以为继。随着市场的饱和，已经融资和上市的大型培训机构发现，由于不同城市间资源分配的垄断性，想要在其他城市实现快速复制和扩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前几年北京培训机构进军上海市场的铩羽而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点在市场增速这一指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投行Jefferies今年2月发布的一项中国教育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尽管中小学同步辅导市场仍处于高速发展中，但增速却在放缓，以前述4家海外上市培训公司为例，2009年最高者取得了216%的增速，最低的也有42%，但2010年增速变为30%到78%之间，而2011年的增速只有17%到32%。Jefferies预计，这一速度将在2012年进一步放慢。

不仅如此，有迹象显示，在一线城市，新一代家长已经对追逐小升初“赢在起跑线上”产生厌倦和反感。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字是，高考(微博)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百万生源的同时，中国出国留学 (微博) 总人数连续三年保持24%以上的增速，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3.97万人。

现在，刘建军正在犹豫，自己以及孩子到底要不要摆脱这样“打与放”之间的无尽循环。但时间不等人，就在记者发稿前一天，他走进离家三站地远的一家“占坑班”，给自己正念小学4年级的儿子，交上了一年的学费。

至于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再跳一次槽吗？刘建军说：“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