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牛根生不得不相信，在中国，复杂的非市场因素对于长大了的蒙牛来说越来越重要。

“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功名利禄带不走，浮云啊！”2011年年初，在“道农会”上，蒙牛的牛根生、建业集团的胡葆森、汇源的朱新礼、中粮的宁高宁四个“50后”组成的“老男孩”组合，正在台上倾情表演“三句半”。当时，主持人崔永元还以调侃的口气对专门负责念后半句的牛根生说，“后半句很难念啊！”牛根生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把想说的话都吞回了肚子里。

念完“三句半”后不到半年，老牛的企业家生涯却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挂”了。6月10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蒙牛乳业对外宣布，其创始人牛根生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同时宣布委任董事局副主席、非执行董事、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主席。从此，自三聚氰胺事件后就很少在媒体面前露脸的牛根生，更是淡出了公共视野。

别了，“蒙牛模式”

有人说，牛根生的创业史，是一部典型的“农民暴动式起义”——虽然轰轰烈烈，但终究有其历史局限性。

和所有农民起义一样，牛根生的创业，有个登高一呼、云集景从的开头：他曾是伊利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但始终如履薄冰。被逼到山穷水尽之时，他凭着自己财散人聚的信念，拉了一些同样在伊利郁郁不得志的兄弟们从国企体制中挣脱出来，闯荡江湖。蒙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与满腔的热情喷薄而出的。

牛根生曾说，“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如果达不到环绕速度，那么只能掉下来；只有超越环绕速度，企业才能永续发展。”结果，“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2007年营业收入已达213亿元，净利润9.36亿元，成为首个销售破200亿元的乳品企业，一时成为传奇。

但这种调整扩张，同时也给行业带来了负面效应。媒体报道过，有私营牧场主曾对表示，蒙牛进入一个城市，由于缺乏奶源，便通过降低检验标准还和当地的企业抢奶源。

2008年，整个中国乳业深受“三聚氰胺事件”重创，蒙牛、伊利、光明三巨头总共亏损近30亿。三聚氰胺事件让蒙牛的发展这种火箭速度戛然而止。

乳业专家王丁棉认为，对于蒙牛，牛根生的功过应为六分四分开，六分功四分过，因为是他使蒙牛从无到有，成为行业龙头。但从国内乳业的整个行业来看，他的功过比例则应该倒过来，四分功六分过，因为他激进的策略，使乳业摊子铺得过大，导致奶源供应不足，引发了整个行业哄抢奶源——这也间接导致了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牛根生“养牛”的愿望变得强烈——他创立“现代牧业公司”，“得奶源者得天下”正在成为蒙牛现在追求的目标。如果没有“三聚氰胺事件”和其他复杂情况，牛根生不会将大笔资金花在这种见效慢、费用高的经营上。某种意义上说，放弃“飞船定律”，就是放弃“蒙牛模式”。

“个人英雄主义”落幕

从一开始，牛根生和蒙牛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蒙牛从诞生伊始，其为公众利益而生的形象便伴随左右。这其中，离不开牛根生的个人宣传。

熟悉蒙牛的人都说，牛根生演绎了一个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传奇，而在这个掺杂着恩怨情仇和资本财富的故事中，牛根生的个人魅力也一次次地被渲染和拔高：从对郑俊怀的投桃报李，对员工秉承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原则，到后来的捐股、从事慈善事业，牛根生被极大程度地“神化”。

但2008年对于牛根生而言，恍如一场噩梦。牛根生曾是宣扬“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企业家，他用6年时间将一个排名1000名之后的乳品企业打造成为中国乳业第一；他成立老牛基金，宣称在自己死后将所有财产无偿捐献给慈善机构，子女只领取生活费，被称为民族企业家受人景仰。2008年3月，牛根生去哈佛大学演讲时谈到的一个话题是“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而仅仅半年之后，蒙牛与伊利、光明等国内标杆乳企同样深陷三聚氰胺危机。

从那时候起，围绕牛根生的不再只有正面的评价，质疑渐渐增多。牛根生“万言书”曝光后，其“洒泪搬救兵”被斥为“鳄鱼的眼泪”；之前的高举民族大旗，却被斥为以此作为幌子，想要博取同情……一向正面积极的形象也从此急转直下，跌至谷底。曾经高调健谈的他也变得哑然失语，2008年9月17日之后，牛根生的博客再无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