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这个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成为中国高考大军缩影。小镇里饭店叫“状元酒楼”，超市叫“学府超市”。毛坦厂中学(及金安中学)是小镇的灵魂和核心。

自我鞭策

“如果今年再考不好，我可怎么办？我多大了？不能再复读了。”一天傍晚，高三复读女生李佳佳哭了。妈妈在一旁，第一次意识到女儿的绝望。

这是每个复读生最深切的惶恐。因为太过沉重，亲人之间很少提起。

复读生们在自己的课桌上表达这一切。有学生写上2012年高考分数，总分用红字划出圆圈。有人贴了一封检讨书。有人只写一个字，“拼！!!”还有一句话是：“这是你必须偿还的债”。

“常忆高考落榜时，匹夫当有凌云志”，这是挂在一间复读班教室里的口号——学校并不介意以自揭伤疤的残酷方式，以失败者姿态制造焦虑、激发斗志。

事实上，毛坦厂中学起初也是“失败者”。

在毛坦厂崛起之前，它只是六安市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乡镇高中。六安最好的高中，是位于市区的六安一中、六安二中。市区高中层层“掐尖”后挑剩下的，才会进入中考统招线相差50分左右的毛坦厂、张店、双河、三十铺等普通高中。

“我们的生源是二三流的”，毛坦厂中学老师常说这句话。因为生源不好，毛坦厂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等全国名校的学生并不多。距今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一位学生考进北大。

如今，尽管毛坦厂距离合肥只有4个小时车程，学校已有了400米塑胶跑道，尽管教师制服已是中国名牌，但这所中学仍然认为自己是“深山里的农村学校”。起跑线的劣势地位、高中教育的城乡差别，久而久之深藏为危机感与耻辱感，进而内化为自我鞭策的动力。

校园里，被印在落地灯箱上、被刻入石碑里随处可见的一句话是“不比智力比努力，不看起步看进步”。不甘于人后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了鸡血似地”比拼努力和进步。

学生退步名次，会以“触目惊心、警钟长鸣”的大标题做成警示榜；进步榜则是“乘胜追击”。学生之间有“人盯人”策略，学生可以选择一个实力相当的同学作为竞争对象，在班主任那儿备案，下次月考要比对方进步更多。输的一方，惩罚是站着早读。

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年根据成绩考核，末位淘汰；班主任和教师双向选择，如果对课任教师不满意，班主任可以炒掉课任教师。由此组成的教师团队，对班级成绩负全面责任。

一切奉分数为圭臬，实行指标化管理。倘若高考后的一本人数少于进班时人数，则每少一位学生扣掉0.3分；班级一本上线每人3000元、二本每人2000元，再以人数权重奖励给教师团队；等等。

有的老师，最多一次性奖励5万多，接近一年的平均年收入。

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刺激之下，全校100多位男性班主任各显神通，想着法儿提高学生卷面上的那个红色数字。

曾有一位年轻老师，从师范学院毕业来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接受了大学教育、开拓了眼界的他认为教育最应该培育的是学生的公民素养。于是，他偷偷摸摸地多做了一点。比如，在班会课上，为学生们朗读《萤窗小语》。他甚至认为，高中生已经情感成熟到可以谈恋爱，于是又在班级发动关于友情、爱情的讨论。

如今10年过去，今年春节，一位当年的学生向他拜年，对他说“谢谢”。

不过，他没有告诉学生的是，那些尝试让班级成绩下降，他差一点被末位淘汰。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教育新实验。

“做老师最痛苦的是，你明知道是错的还是不得不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对记者说。老师们私下也会讨论，是不是真的需要占据学生这么多时间，是不是一定要如此严苛？

结论是，只要高考存在，应试教育便没有废止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仍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学生们同样明白。这让李佳佳非常矛盾。她一边觉得自己“压根不适合高考”，却还主动要求到毛坦厂复读；她好几次说“我要回家”，哭着不吃晚饭，但最后还是会乖乖上学去。

毛坦厂中学内，两名高三应届女生，一阶一叩首，祈祷“金榜题名”。数百级多级台阶，叩了大约一个小时。

扩招的春天

毛坦厂中学出身不凡。1939年抗战时，省城部分学校迁至大山中组成安徽省第三临时中学，1949年后改为公立，1960年创办高中部，直至现在的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1992年，男生彭传勇进入毛坦厂中学读高一。

那时，毛中只有一个小操场、四排平房、门口两家小店。高一4个班，每班60人左右。因为人数少，一个年级的同学全能认识。学生们从家里自带大米换饭票，从水井打水吃，公共厕所还在宿舍外。

学业并不繁重。下午5点下课，不用上晚自习。彭传勇喜欢打篮球，如果遇上球赛，他可以到老师家里蹭着看。一个学期里，考试只有两次，期中和期末。彭传勇拿回成绩单，他的农民父亲甚至从不过问，“无所谓，上不上大学都可以”。

事实上，高中并不是那个年代的最热门选择。在六安市，六安师范、六安农校、六安卫生职业学院、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等中专因为可以转户口、进城市、当“干部”，就业由国家统一进行分配，老百姓都争着抢着送孩子上。初三复读、只为考中专的学生也大有人在。

有数据显示，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000万，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发展显著。

然而，等到2000年，彭传勇从阜阳师范学院毕业、回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时，状况已大不相同。高一已有9个班，校园里多了一幢行政楼。2001年，10个班；2002年则一下子扩展到20个班、1500人左右——原因很简单，前一年底，毛坦厂中学创省级示范高中成功。

1999年起，中国高校保持两位数比率的大规模扩招，尤其是二三本院校的招生规模迅速扩张，更让毛中如鱼得水。

因为生源不好，二本院校一直是毛中毕业生的主要流向。以2012年为例，达本科线的7626人中，二本最多，为3641人；其次是一本和三本，分别为2474人和1503人。于是，有家长将毛坦厂中学戏称为“二本批发部”。

而二本又是复读学生和家长们最现实的目标。金安中学曾做过统计，前来复读的学生高考成绩呈橄榄型排列，高分低分都少，多集中在三本线下50分左右。复读一年，人均提高100分，至少“保证三本、冲击二本”。

此时，高职、高专等文凭在社会上风光不再，本科成为家长们的最低选择。

2004年，安徽省教育厅规定省级示范高中严禁举办高考补习班；2005年，经六安市教育局批准、报省教育厅备案，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招收复读生和借读生。

名正言顺之后，来自合肥、淮南、阜北等地的复读生向金安中学渐渐集中。其中，合肥生源占据了五分之一以上，不乏省市领导的子女——安徽省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毛坦厂这样管理严格、环境封闭、擅长应试的复读高中了。家长们将毛坦厂看成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一次的回炉机会。他们中间流传着另外一句话：“如果在毛坦厂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

2013年，安徽全省约有10.5万复读生参加高考，以此计算，每17人中就有约1人出自毛坦厂。

复读模式的成功还让学校的应届生源质量得以提高。最近3年，毛中的中考统招线每年提高5到10分，与老牌六安二中的差距缩小，并将其他乡镇高中远远甩在后面。

毛坦厂小学也因此拥挤起来，一个班七八十学生是常态——有的陪读家长，直接将更小的孩子带到毛小上学。当地一位政府公务员(课程)深刻感受到学校扩张与衰落间的差异。他曾去毛坦厂附近东河口镇某村小，迎面看见4个孩子结伴放学，陪同的校长说，“这就是我们学校一半的学生了”。

毛坦厂中学的扩张实在太迅猛了。始料未及的老师们偶尔也开玩笑，动用学校一小部分资金、空运一半学生，就足够在钓鱼岛上建个毛坦厂分校宣示主权了。

如今，金安中学已建起了5层楼的补习中心，新的体育馆、游泳馆、洗浴中心也都在动工建设。“我们基本不贷款”，金安中学刘立贵校长底气很足。在他看来，金安中学吸引复读生的能力和热潮，至少在10年内不会改变。

下自习的学生在全镇各个方向，点燃孔明灯，把写在上面的各种祈福语，一起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