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微博)：今年7月，教育部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规划提出，推动各地制定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省内流动人口就地参加高考升学以及省外常住非户籍人口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升学的办法。这被社会各界视作是争论已久的“异地高考”终于被纳入教育发展蓝图。

近几年来，围绕“异地高考”的争议声从未中断。赞同者认为这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反对者则担心带来新一轮“高考移民”，损害本地户籍考生的权益。尤其在北京、上海这种流动人口众多、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争议尤为激烈。

然而，拨开层层争议的迷雾，教育制度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一环，它所遭遇的变革困境是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后需要重新调试的一个缩影。“异地高考”究竟因何而生，为何而来，将向何去？多位专家就此话题进行了讨论。

文/本报驻上海记者 李媛

嘉宾观点

制度上应设置一些准入条件，比如纳税、有中学阶段的完整学籍等，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条件在总体上阻止钻政策空子的人。 段成荣

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应从改革高考招生体制和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两个角度入手。 韩强

出现一方想考不能考，一方想招不能招的难题，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户籍限制问题了，是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部门分割造成的。 储朝晖

界定：“异地高考”主体应为随迁子女

尽管媒体舆论与民间声音不断地就“异地高考”进行辩论，但很多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很多时候，争论双方对于“异地高考”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许多人反对的焦点，就在于“异地高考”会不会变成“无限制的高考大迁徙”。

但事实上，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已经对“异地高考”做出了界定，他认为“异地高考”实际上指的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而学界也普遍认为，“异地高考”的主体应当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异地高考有其特殊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大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了长期的流动，他们的子女在居住地上了小学上了初中，甚至上了高中快到了参加高考的时候，期望可以就地参加高考。我们现在讨论异地高考，更多的是针对这个现象来说的。”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告诉记者。

一旦明确了“异地高考”的概念，其实不难看出，“异地高考”绝不是一夜之间突如其来就成为矛盾焦点，也绝不是一个新话题。在众多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需要变得迫切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甚至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逐渐成为常态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实际上，在早些年讨论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时，异地高考的话题就已经被提出。“现在这些孩子已经在居住地接受了义务阶段的教育，而这一群体也日益扩大，所以问题就尖锐起来。”

变革：难点在于教育资源地域不均

事实上，“异地高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是众多流动人口家庭在新的环境里，为了过上正常乃至更好的生活，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环。只是由于历来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才格外彰显。问题的实质在于，随着流动人口群体日益庞大，相应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度也应该随之发生改变。

段成荣指出：“有很多孩子出生在城市，没有在老家的生活经历，各地的教程、教材设置也不一致，回老家读书就要与父母长期分离，让这些孩子回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不现实。”

换言之，如果“异地高考”迟迟不能取得进展，不仅会给现存的随迁子女这一群体带来不便，更会在未来，让“留守儿童”、“候鸟儿童”等社会问题长期存在。

储朝晖表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居住地高考的问题，其实也是解决这些家庭的问题，“不管是从哪方面讲，都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机会。”

既然“回不去”，就要“留下来”，随迁子女“留下来”高考的首要障碍就是户籍。在争论中，也往往是以户籍的不同划分阵营外地的家长迫切要求放开“异地高考”，本地的家长则普遍反对，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众多、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争论尤为激烈。

不过，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韩强认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仅是表象。他表示，“异地高考”最大的难点和阻碍，在于业已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分配格局，实质问题还是高校与其所在地地方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反对“异地高考”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纳税人对其地域范围内的高校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使是教育部直属大学，也往往通过与地方共建的形式，获得地方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