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行动网络成形

非户籍生小升初同城待遇解决后，2010年6月，6位家长开始第一次去教育部走访，推动异地中高考问题的政策启动。“从有意识到行动很难。”“跳舞”说，观察了半年后，她才第一次跟着家长们去了教育部。“去了也不知道跟谁谈，说什么。”

她记得有一天，20多位外地家长在一天的时间里在教育部、市教委、市信访办和市政府的信访窗口来回奔波，坐公交车、倒地铁，沿着河堤排着队三三两两地走着的都是人到中年的家长，十分感慨。

最后家长们都发现，只有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信访办才是“唯一能接收家长的资料、说两句再被打发走”的地方。8月底国务院发通知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异地中高考政策后，他们从每月最后一个周四赴教育部，改为每周四去北京市教委，在媒体的关注下，把这两地变成了一个申诉的舞台，穿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的白色T恤，踩爆“我要高考”的黄色气球，“两会”前要求和袁贵仁部长对话，办行动历程回顾展，申请信息公开……

今年以来，这个“舞台”也渐渐成为京籍和非京籍人士对峙的“战场”。7月5日这天，教育部门前开始出现第一个来和外地家长对峙的北京市民。10月11日，北京市教委门前来了七八个拍照和骂“滚出去”的北京市民。10月18日，30多位北京市民阻挠请愿方的志愿者打开摄像机，周围居民录下了这段冲突升级的8分钟视频。11月29日，来到市教委门前的50多位市民与家长团发生肢体冲突，“他们还故意在垃圾桶里放火，把消防车叫去了”。“一生”澄清“这些前来挑衅的大多是北京的年轻市民，并非京籍家长”。

为了壮大力量，请愿团四处征集外地家长签名。“胡杨”等跑海龙大厦、五道口、金五星市场、蓝岛丽家家居城、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甚至直接去外地孩子多的学校等家长。如今，包括网络已经征集到10万签名。

2011年3月和5月，他们还在学者、N G O的支持下召开小升初和异地中高考政策的研讨会。张千帆等北大清华的宪法学者、陈丹青、冰心的女儿吴青等都是座上宾。这年10月，他们甚至召开了“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民间方案”的新闻发布会。“尽管每一次活动的场地都被迫频繁变换。”

家长们的“成长”

“跳舞”第一次去参加研讨会时，还不太能听懂学者们所说的权利，记得有一位学者说“家长们这么做是以卵击石”，她还很不高兴，“依赖专家和媒体来当救星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家长们作为一个弱势的命运共同体，最终只能依靠自己”。

2010年底，家长们在法律学者的动议下开始游说全国人大代表。网上搜集他们的邮箱地址，给他们邮寄了100多本家长签名册，留下电话的“胡杨”只收到了3个回复。他们联系每年呼吁放开北京“绿卡”的茶企董事、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约见了他的夫人、北京市人大代表朱丽莉。2011年北京“两会”，朱丽莉后来顶着压力联名十几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

今年全国“两会”，“游说人大代表的影响力一下子爆发”。家长们事先搜集了4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联系方式，快递出2494份议案提案资料，并在“两会”期间广泛联络媒体报道家长案例。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教育部的“高考方案”“上半年”就会出来。

去年11月17日，腾讯网《记录》栏目跟拍了非京籍家长张建党和天津家长赴教育部请愿的视频，并推到了新闻首页。“原来不足20个Q Q群，一个月增加到50多个Q Q群。”“一生”说。

2011年7月，从内蒙古包头来京的IT从业者杜国旺(“一生”)，加入并成为家长行动网络的核心成员，召集家长开会策划行动和讨论分工，到这年底，形成了“胡杨”总体协调、“一生”联络学者、“跳舞”联络媒体，“游子”统筹各区联络人的工作团队，并对各区团队做了层级化分工。

“跳舞”觉得自己和“胡杨”、“一生”的不同在于，“我不是斗士，只要我的孩子的中高考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会再参加行动”。她的儿子今年在北京读初一，“如果政策不达标，明年我们会送他回郑州，进寄宿制学校，或者我辞职回去带他”。

做过中小学老师的“一生”则制定了一个“从推动教育公平，到推动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的系列计划。但如果孩子不能在国内参加高考，“我会卖了房子让他出国，北京对我则没有任何留恋，会考虑换一个城市居住”。

山东家长“桃源”的孩子已经回到家乡读大一了，关键时刻她还是会站出来参与北京外来家长的行动。“我们争取的是做人的尊严，不能让别人的孩子重蹈覆辙。”她说。

“依赖专家和媒体来当救星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家长们作为一个弱势的命运共同体，最终只能依靠自己”

———家长团成员“跳舞”，她2005年带着儿子从河南郑州迁居北京

南都记者 吴珊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