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跃进”打破必要的平衡

　　据说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有699万，非常严峻的事实是，毕业生就业率低，弄到校园里人心惶惶。很多同学只好考研()，但是研究生毕业也有就业难的问题。怎么面对种现实？

　　十多年来，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年毕业人数从1999年的100万左右，扩大至2013年的699万，翻了7倍。其中本科毕业生增长约6倍，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增长近9倍。一方面，扩招让更多的人有了读大学的机会，另一方面，的确也造成就业难的现象。要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一是不能再盲目扩招了，要控制高校的招生规模，二是要提升教学质量，整个经济状况的好转也非常重要。

　　但以上所说的都是外部条件，作为学生个人，是左右不了，改变不了的。学生自己该怎么应对？我建议学生一是好好学习，学得真本事，尽量提升个人素质。有本事，就不愁找不到好的工作，即使一时找到的工作不太满意，最终还会靠本事凸显自己，让好工作来找你。第二，就是改变“就业观”，不要祈求一步到位，不妨先就业，再择业。当然，也不能不负责任老是跳槽，那样招人单位更不愿意招收应届生了。第三，就是学生要适当降低“社会身份预期”。

　　如果在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身份结构是相对稳定和明晰的，每个年轻的“新人”进入社会，都会按照各自的条件，包括受教育程度，来设想和规划自己的社会身份。他们毕业后从社会所获得的身份，和自身的条件、教育程度等，一般都是相符的，多数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也是认可的。因为各种社会身份确定的标准明晰，如果想改变身份，经过努力，也有“通道”。这种情况下，每个公民包括“新人”都比较“认命”，在相对公平的状态中，身份预期与获取比较吻合，谁也不用抱怨，因为有改变命运的“通道”，就看自己是否具备条件。

　　而学校的教育在分流与控制社会身份结构方面就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当于一个闸门，每年按照社会需求“生产”一定数量的“新人”，他们大致能获取相应的社会身份。可是这些年“教育大跃进”让“闸门”开启过大，毕业生数量猛增，洪流滚滚，“供”远远大于“求”，教育“分流”的功能弱化，必要的平衡被打破了。前些年这个后果尚未凸显，现在就开始严重了。

　　“愤青”多与“社会身份预期”有关

　　大学生对“社会身份预期”要有比较清醒的意识。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是很牢固的，一般认为能否上大学，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上了大学就可以摆脱体力劳动，有较稳定的较高的收入。千百万家长含辛茹苦送孩子读大学，付出相当的“成本”，也是为了孩子毕业后能找到稳定、体面、收入较高的工作。家长和学生对大学毕业后的社会身份预期是比较高，也比较合理的。可是决策者似乎未能考虑到这普遍的“社会身份预期”，也是国情。结果呢，扩招之后形势大变，因为闸门突然开启过大，大量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或者即使找到工作，也比原先设想的待遇、条件差得远。这让千百万家长和毕业生失望了。

　　比如，有的本科毕业生月薪才一二千元，连基本生活都很难支撑，更不要说买房安家了。有的去当村官，可是有些人不愿意留下来长期任职，村官不过是跳板，目的是要“跳”到公务员()等比较体面的职场。有的博士生本来的身份预期是进科研事业单位，可是现在只能等而下之，到中学教书，他们也很难安心。现在大学毕业生(包括硕士、博士生)普遍的社会角色预期，都和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他们感到被命运所玩弄，对未来又难以把握，于是迷惘落魄，以致很快沉浸于社会大染缸中，这就是为何有那么多的“愤青”。毕业生的种种情绪折射回来，又影响到在校的学生。

　　建议大学生对自己的“社会身份预期”不要太高，太高了，到时候就有可能和现实差距过大，让自己失望，甚至影响到自己整个人生设计。不求一步到位，宁可预期低一些，步子坚一些，扎扎实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温儒敏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 招生办)文科一级教授)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