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比去年多出19万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成为毕业生求职季无奈的感叹。

　　因此，能找到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不仅被社会广为关注，也成为高校毕业生们走向社会的第一考试……

　　杜羽(硕士，汉语言文学)：在心仪国企成功就业

　　险些被“关系”挤掉

　　空闲的周末，身在南方家乡的杜羽总会架起画架，画上几笔。她喜欢描摹向日葵，黄灿灿的，充满朝气，“我的心已经静下来了。”此时，距离找工作遭遇“变故”已过去快3个月了。

　　在一家外企工作3年之后，杜羽成为北京某高校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对于读研，她没有过多的想法，而是否会继续留在北京也随着“年纪渐长”和“心理状态”的改变产生了变化，“一切都要看工作的平台和机遇”。家乡在广东某市的她，对二三线城市并不排斥。

　　2012年9月，一年一度的就业季来临，杜羽加入到求职大军之中。彼时，谁都没有预料到这会是“史上最难就业季”，近700万应届生蜂拥争取有限岗位。

　　当年10月，杜羽如今所在的这家广东国企开始在北京、上海、武汉以及广东等地进行校园招聘。在上千人的竞争中，她顺利通过网申、笔试，进入面试名单。杜羽记得很清楚，第一轮面试时，有好几页纸的名单，经过三轮的层层筛选，最终只剩下11人。而这才是招聘的一半进程，接下来还有见面会和实习期。

　　进入12月，北方的冬天变得格外寒冷。包括杜羽在内的11人，被接到该国企的某分公司，这里也是杜羽的家乡，气候温和，珠江贯穿全境。见面会之后，有7人签了两个月的实习合同。

　　今年4月5日，该公司正式确定录取杜羽，并签订了三方协议。“历时半年多，一颗心终于踏实了。”那种轻松感杜羽似乎还能体会到。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在一个月后发生。

　　5月17日下午3时，杜羽突然接到了电话“我们不能录取你了”，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专业不对口”。这一“变故”让她非常不理解，她随即拨通了部门领导和人力资源总监的电话，在陈述了3点理由后，总经理最终同意再给她一次面试的机会。

　　杜羽很清楚，她没有任何退路了。下午5时订机票，9时上飞机，直到深夜2时多，杜羽才赶回家乡，“不敢告诉父母，母亲身体不好，怕他们担心”。

　　仅仅一天时间内，杜羽做了精心的准备，对单位领导的工作方法、个人喜好、面试目的等都做了研究。面试后的第3天，正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杜羽接到电话，得知“书记已经点头同意了”，只是工作部门从“一个挣钱的换到了花钱的”。为了确保签约，杜羽又匆匆赶回家乡，“不停地奔走在路上，一下子瘦了5公斤”。

　　事后，杜羽才知道自己遭遇了“拼爹游戏”，之前所在的岗位已经被人“顶替”，而这个“顶替者”是当地政府一领导的子女。所谓“关系”，成为杜羽在求职“变故”中绕不过去的因素。

　　在一份针对“最难就业年”进行的调查问卷中，约有21.5%的受访学生承认自己为求职动用过“关系”。此外，还有21.5%学生因为“关系”、性别、户口等因素，在求职时有“被挤掉”的经历。

　　杜羽险些成为因为“关系”而“被挤掉”的一员，她自嘲道，“谁叫咱没有爹可以拼呢？”

　　方泽巍(硕士，车辆工程)：在深圳一家合资企业就业

　　留京不是“必选套餐”

　　“不喝了，明天一早还有面试。”2012年12月13日，方泽巍在生日聚餐上婉拒了朋友的劝酒。由于正在找工作，他不得不更谨慎一些。

　　25岁的方泽巍是北京一所985院校机械与车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对于求职，他的目标就是：北京、解决户口、专业基本对口。

　　“这并不简单，特别是户口。”在北京生活了两年的方泽巍说。事实也是如此，据统计显示，2013年包括8.4万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多达22.9万人，但给予应届毕业生的留京指标只有约1万个。

　　今年9月，方泽巍开始关注各类招聘网站和参加校园宣讲会，“只投在北京的国企和央企。”当然，大多没有回音。

　　国庆节之后，方泽巍坐了3小时的车，奔赴某国企参加了人生的第一次求职面试，“一上来就是每组20人的无领导小组讨论。”还没感觉到就业压力的他在接到第二轮通知后却谢绝了，因为单位“在顺义，太远”。

　　时间在流逝，随着校园招聘“金九银十”的到来，方泽巍觅到了心仪的岗位。通过招聘会上投递简历，他参加了一家知名外企的一次笔试和两次面试，并获得了口头聘用承诺。

　　“解决户口，福利待遇好，发展空间大”，方泽巍感到非常满意，甚至还请室友吃了顿饭以提前庆祝。然而，在长达一个月的等待后，他却被告知取消聘用，理由是“因今年行业形势不好，不需要招聘那么多人”。听到这消息，方泽巍“心里拔凉拔凉的，感觉被忽悠了”。

　　随着身边的同学陆续找到工作，方泽巍一时间感觉到了危机，“错误估计了形势，态度不够端正。”11月以后，原本只投北京单位的他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海投”，扩大求职范围。

　　“没想过留京到底为什么，只是大家都这么说，也就随大流了。”对于求职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在深圳安定下来的他觉得当时有些盲目。

　　正在焦头烂额之际，留京计划又冒出了一丝光亮，“待遇好、工作地点在鸟巢附近”。接到一家央企面试通知的方泽巍非常激动，“但是一到那就愣住了，100多号人，5个清华、2个海归、3个有相关工作经验”。“竞争太激烈，算了吧。”顿感压力的他不得不安慰自己。然而，第二轮通知却意外来了，“当时真的高兴坏了。”他急急忙忙做了一些应聘准备后，参加了第二轮考试，“只有20来人了，自信心一下子就有了”。随后，方泽巍如愿进到只剩6个人的第三轮考试。

　　随着一轮轮的推进，正当方泽巍感觉“快差不多了”之际，却止步于第四轮。颓然败下阵来让他非常泄气，“有段时间总是去操场静一静，才能说服自己继续找工作”。

　　12月下旬，方泽巍通过校园招聘接到了深圳一家合资企业的面试通知，他没有再坚持“留在北京”的想法。凭着自身实力和多次应聘的经历，通过一次笔试、一次人事面试和一次技术面试后，“去南方”成了他最后的决定。

　　“不是说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吗？”走在深圳的街头，方泽巍很庆幸能找到工作，“就业有很大的偶然性，留京不是毕业的‘必选套餐’，适时调整也会挺不错的。”

　　吴宁浩(硕士，行政管理)：未就业并选择延期毕业

　　希望在一次“群面”后落空

　　“你想好了？”4月20日，吴宁浩到学院递交了延期毕业审批表，“当时，包括我父母、导师在内的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没找到工作，再等一年呗。”吴宁浩很坦然地说。延期毕业审批表，这张本来是给论文未完成或学分未修满等学生发出的“通知书”，此刻却攥在这位毕业生手中。“第一份工作很重要，慎重考虑之下还是决定‘曲线’就业。”吴宁浩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重点院校与专业、不错的实习与实践经历、还有别人眼中的性别优势，换在一年前，这位25岁的小伙子不会想到找不到工作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在今年的699万求职者中，吴宁浩成了“不太顺利”中的一员。

　　“没放在心上”是吴宁浩提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翻开求职记事本，吴宁浩的第一次记录是在2012年5月。“听师兄师姐做求职报告，像我们这样的，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性格比较沉稳的他，将外资、合资等企业划在了目标范围外，“最想去的就是传统单位，工作地点在北京。”

　　吴宁浩的目标符合许多在校大学生的求职期待。中华英才网发布的数据也显示，有超过50%的在校大学生期望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

　　将第一批较早开始校园招聘的企业“错过”后，吴宁浩在10月开始制作求职简历并投递。“十一”期间接到一家事业单位面试通知的他，不紧不慢地回到北京，“什么材料都没准备，只是想练一下”。

　　此后，吴宁浩像大多数求职者一样重复着投简历、等通知等一系列流程，但已对就业形势有所耳闻的他虽然是有些紧张了，但还是只投特别中意的单位。

　　11月初，凭着不错的求职“硬件”，吴宁浩参加了5家单位的招聘考试，“基本都过了笔试，进了面试，但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年前落实工作的愿望在最后一次“群面”后落空了，“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大雪了。来年再战吧，年后的机会也不少。”

　　再回到北京已是2月末，坐在宿舍的吴宁浩感觉“掰着手指头都能慢慢数出离毕业的天数了，但着急也没用，还是淡定地找吧。”年后每次参加招聘考试，吴宁浩总还能见到“那一小拨儿熟悉的面孔”，“名校毕业、天花乱坠的经验、沉稳大气的态度”，拥挤在金字塔尖的他们很难再降低自己的要求，“这也说明今年确实是不太容易就业的一年。”

　　浙江的一家国企是唯一一家向吴宁浩伸出橄榄枝的企业，然而在一周的实习后，他还是回到了北京，一直没离开过北方的他直言，“待遇很好，但是生活不习惯”。

　　2013年4月，吴宁浩与室友聚了新年来的第一次餐，一群年轻人都感叹“找工作并不难，但找好工作难”。没多久，本来只是“星星之火”的延期毕业计划在他心里“燎原”了。在征得父母和导师的同意后，吴宁浩办理了延期毕业手续，暂时也不用担心户籍会被迁回家了。

　　“一个师姐也因为没找到称心的工作延毕了一年，但运气不好又赶上了今年糟糕的就业形势，最后去了一家私企。”在吴宁浩看来，虽然这样有风险，但第一份工作还是不能太随便地找碗“下饭菜”，工作平台和发展空间很重要。

　　8月的北京，吴宁浩拿出一份《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写写画画，“很多单位都会考公务员()这些题，还是为今年找工作提前准备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