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南开大学承办的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2014年国际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需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

　　他透露，我国目前在学研究生总数约为170万人，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注册研究生的规模。2012年我国博士生毕业总数为5.6万人，约为美国的40%，硕士生毕业总数约为56万人，不到美国的70%。

　　教育部官员关于我国高层次人才不足的说法，被一些专家视为继续加大研究生扩招的信号。

　　1999年，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高等教育进入快速扩招阶段。

　　进入2008年，教育部表示1999年开始的扩招过于急躁，并逐渐控制扩招比例。教育部前副部长吴启迪在同济大学举行的“2007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开幕式上透露，我国研究生扩招比例将控制在5%以内，研究生培养要从扩大规模向提高质量转变。

　　然而，随着2009年我国开始积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扩招再次迎来契机。据杜占元透露，自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30多年间共培养博士研究生49万人，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其中近5年培养的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50%。

　　记者查阅教育部网站公布的2011～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发现，我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从2011年的560495人，一直扩大到2014年的631020人，2014年比2011年增加了12.6%。不过，2012～2014年的增幅逐渐减缓，分别为4.3%、4.0%和3.8%。

　　近年来，盲目扩招被视作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北京商报》刊文指出，大学里的一名硕士生导师一般需要指导4名以上的全日制硕士生，指导的在职学习的专业硕士生平均达到五六名甚至10名以上，已经处于满负荷高压力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扩招，将给导师造成更大的工作压力甚至伤害。在此情况下，部分导师对学生的指导难免流于形式，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变成了“本科后”教育，专业研究能力的提升无从谈起。

　　研究生盲目扩招，还会导致高校对本科教育的忽视，本科学生获得知识和就业机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务院学位办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当下，很多本科生实际上是把深造当作逃避就业压力的途径。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唯学历论的风气。某国企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年提供的一些岗位，本科生完全可以胜任，但在目前形势下只能优先录取学历高的毕业生。

　　近年来，部分高校盲目扩招已经超出了其资源承受力。据《新京报》报道，今年北大、北师大等高校均在招生简章写明，部分专业型硕士生均需自理住宿等费用。

　　不过，一些高校并未停止扩招脚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校追求教育GDP的思维未变。不少高校认为，只有举办研究生教育，甚至研究生规模超过本科生规模，才是学校水平高的表现。

　　他还指出，扭转扩张趋势面临强大现实利益的阻力，包括，如果缩小研究生招生规模，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就会进一步减少；如果控制研究生规模，有的学校的硕导、博导就要竞争上岗。再就是，有的高校还想进一步升格，增设硕士点、博士点。

　　“追求高水平和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永恒的目标，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体系结构已经比较完善之后，战略重点应当转移到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上来。”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表示，研究生教育质量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没有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绝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国家创新能力。

　　别敦荣建议，加强研究生培养能力建设，要多管齐下，政府、高校、社会、导师和研究生各尽其责。政府做好研究生教育宏观管理，协调和落实研究生教育拨款与资助。高校树立质量是生命线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加强硬件设施条件建设，落实导师队伍建设计划，为导师和研究生提供优良的软硬条件，健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社会有关组织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与高校合作，建立多种形式和机制的协同教育模式。导师不断加强师德修养和学术修养，总结研究生培养的经验教训，改进指导方式，提高指导能力。研究生则专心务本，勤勉励志，全心投入课程学习、课题研究和其他学习活动，不断改进学习和研究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

　　熊丙奇认为，我国当前最紧迫的是借鉴国外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学校办学制度，切实实行管办评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现代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