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日前在微信上发布的一则“停招研究生请辞导师声明”，让他领教了新媒体的威力。而他的初衷，不过是昭告微信好友，顺带“吓唬一下现在的研究生，再不好好读书，以后就不带你们玩了”。

　　声明写道：“今我与学院有关主管领导沟通：1.因个人学识、能力和时间有限，指导无方，为避免我误人子弟，从今年起，原则上我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2.在读的各位学生，必须严守师训学规，若不遵者，尽可自定主意，凡愿另择良师者，本人设宴欢送！”几日后，他又自我曝料称，过去几年，他尝试在大学以外招收了3名弟子，无学历要求，亦不需要交学费，“他们不求文凭，珍惜随学机会”，其中一位弟子廖琦现已成长为某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热心人将声明转到微博，引来评论狂潮。有人嗤之以鼻：在校内指导无方，在校外干私活就能力无限了？此等鸣高以求售，不过终南捷径现代版；有人怂恿黄震辞职：干脆点，不要为五斗米折了腰；当然也有铁竿粉丝出来力挺，称黄震个性、思想、国学功底和钱“四不缺”，俗眼莫看，俗人莫评。

　　但纷扰背后，人们更关注，是什么，让这位教授作出如此貌似不可逆的抉择？

　　从小拿自己做试验

　　黄震迄今的人生华丽丽。1970年生人，本科在湖南科技大学读历史，硕士在湖南大学修宋明理学，在北大法学院读法学博士，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和特华财经所做过经济学博士后，2000年作为人才引进，进入中央财经大学，2002年评上副教授，2004年获硕士生导师资格，2008年评上教授。下一步若冲刺完博导，便堪称当之无愧人生赢家。

　　如此轨迹在外人看来，他是现行教育体制下不折不扣的遵循者、受益者。

　　谁知他高一居然退过学。黄震高中同学、现北京化工大学刘教授告诉记者，黄震自小好奇心极强，在湖南衡山某高中就读时，净琢磨“人为什么会思考”之类奇怪问题，上课时常陷入“孤独的沉思”。他几乎从不做作业，也不跟其他同学一同追逐标准答案：语文课上一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命题作文，他直接把标题改为“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结果被老师痛批一通。当年，他看许多与课程无关的杂书，后被老师收缴了 《人才学》、《自然辩证法》、《全息宇宙论》等书，以致冲冠一怒，退学！

　　不过那一年，农家子弟黄震最终还是顺从父母之意，在退学后又辗转考上湖南岳云中学继续学业。

　　然而在岳云中学，他仍保有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完成了2万多字论文《信息在人脑中运动过程分析》。直到高三临近，他才暂时收敛，在语文78分、数学57分、外语62分且老师建议留级的情况下，以“考高分对策”为题，将自己当作试验对象，研发出一整套独特学习计划，令他在高三最后大半年不断刷新考试排名，从全班第37名跃升至高考时的第5名，顺利考上了大学。而且，他这套独门秘笈在自己身上屡试不爽，又相继助他度过考研关、读博关，当上了博士后，评上了教授。掌握了这套秘笈，他历史、哲学、法律、金融、公益大举跨界，在他眼中不过是“同一殿堂从不同门进出而已”。

　　据老友透露，黄震有多次从政机会，但他却言只想当老师。

　　对经商，尽管长期耳濡目染，他不来劲。哥哥曾经营一家文化传播公司，黄震帮忙打理过；　岳父创立的高科技企业在湖南实力不小，黄震也操练过一些项目。但发现问题并求解，是他接近商圈的唯一驱动力。

　　关于这一点，与他相识17年的北大校友、现苏州大学翻译系教授杜争鸣可以证明。杜教授当年在北大读外语系，与读法律的黄震同寝室。杜记得，当年他俩都拿着学校每月500元的补贴作为基本开销，杜争鸣一技傍身，每周去新东方上半天课，由此收入是黄震的好几倍。但黄震光羡慕，不效仿。杜争鸣始终不明白，当年国内一家大企业集团老总要打官司，找到了黄震，对这送上门来的机会，黄震却丝毫没考虑为自己在该企业谋个法律顾问的头衔，“他之所以愿意接触那家企业，是因为他对知识产权纠纷感兴趣，而且他当时倡导‘公司革命论’，认为公司的出现将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接近企业是为求证自己的理论……”

　　有时，他孤独到愤怒

　　走上三尺讲台后，他雄心壮志，要在学生中培养创新型人才，手段是“苏格拉底式教学”。

　　进入中央财经大学之初，他带本科生，教法制史。在这门别人看来难以创新的课程中，黄震要求学生们每人提3个问题，然后由他对问题的优劣、角度进行点评，最后三选一，确定为大一课程论文。

　　何为好问题，黄震坚持3条标准：必须是真问题，必须有延展性，必须能激发研究者内在求知欲和探索行动。而黄震本人绝不以“答题者”自居，他强调自己“一无所知”，其作用是“做思想的助产婆”，引领、陪伴学生完成对问题深入思考、探索、求证并形成自己的结论。

　　他犹记，那名从金融专业调剂而来的本科生小杨，当年提问“地下性产业是如何形成的”，引哄堂大笑。黄震却当场表示，只要有好奇心，没有研究不了的题目。他引导小杨检索资料、调查从业者，并煞费苦心将问题最终引向法学范畴，这令小杨意识到法律无处不在。此后，小杨变了，从对法律提不起兴趣，到下课时追着黄震问这问那。对此，黄震颇得意，认为“这开启了小杨自我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使他一生受用”。

　　黄震每周上课2小时，但每周用于回复学生邮件的时间，至少20个小时。他跟学生来来回回磨出的选题，形成了一篇篇课程论文，其中不少直接变成了毕业论文。

　　他借法制史课程重启大学生的“发问能力”，他称之为“纠偏试验”。试验发现“本科生中仍有可造之才”。时隔多年，几个学生的名字他念念不忘，仍记得那个叫戴典的孩子，当年曾为5000字的课程论文压力山大，但“开窍”后竟洋洋2万字，且皆为干货。本科未毕业，戴典就被美国某校录取硕博连读，临走前特来感激黄震“大一时引我上了路”。

　　然而，少数聊以欣慰的本科生，无法掩盖黄震的孤独。

　　这种孤独感尤其体现于他很难忍受“在研究生中要寻得好苗子，实乃奢望，哪怕万里挑一”。

　　2004年起，他开始招收研究生。面试时，学生中“更难见健康人格和活跃的追问精神”，黄震因此很受伤。

　　不过起初，他仍怀着极大耐心与期待。网络上，许多研究生抱怨自己呈“放养”状态，请导师帮忙指导论文，导师却总在开会出差，甚至有研究生与导师“一年一见”，还是年终聚餐时的举杯遥祝。如此情形，在黄震带教中不曾发生。就记者采访黄震的研究生所了解到，黄教授每月自己埋单请学生一聚，还经常组织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都与学生论文相关，场地多由学校解决，但邀请专家、嘉宾的讲课费等，或从黄震的课题费中支取，或他自掏腰包。他还带领学生赴鄂尔多斯、温州等地调研当地金融改革。但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学生居然还要我叫他们起床吃早饭”。

　　最让他失望处，是他抱定了“没有疑惑，不做学问”，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不会积极主动地从自己的思考和欲望出发，考虑自己究竟要学什么，他们的学术氛围很稀薄，更乐意投入精力做所谓“有用”之事，如热衷于考证书、做家教挣钱，或尽早为今后工作铺路。关于这些，好友杜争鸣心领神会，杜争鸣吐槽：“大家同为教授，都带研究生，有着相同的苦楚。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带教与学生需求不相匹配。”

　　几天前，黄震在微信上一本正经晒出本学期要讲授的研究生课程——法理学，并公开了授课地点和时间。几天后，他愤愤发布一张无人的教室照，写道：“早上5点多起床，赶到沙河校区，等了10多分钟，教室还是空荡荡的……”

　　难怪，当看到最近一则“九旬院士吴良镛站着作报告学生睡觉”的新闻时，黄震在别人的故事中流自己的泪，他微信转发此新闻并评论：“哪有求知若渴？……”

　　不拘一格招来3弟子

　　黄震被迫再次试验。这一次，他想不拘一格，突破选才的方法和范围。

　　自2010年起，他在社会上陆续接受了3位行过跪拜礼的弟子。

　　中专学历的杨冠军是最早一个。2009年底，在北京做自由策划人的杨冠军，因女友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研而经常旁听，被黄震别具一格的法制史课程所吸引。两人熟悉之后，黄震让杨冠军写了残疾人就业和再制造产业2个方案。杨冠军清楚记得，拿着方案去见黄震那天，自己迟到了，黄震大光其火，但看完方案，气消了大半。2010年夏，杨冠军主动要求师从黄震，并行拜师礼。

　　现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王磊，也是黄震的弟子之一。拥有法学和金融专业背景的王磊，在银行、小贷、财富管理等领域摸打滚爬多年，当过年薪120万元的副总裁。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急剧膨胀又刀光剑影，令王磊心生惶恐与倦意，便起了回炉读书的念头。在北京一次互联网金融讲座上，王磊和黄震同为授课者并彼此吸引。黄震欣赏王磊清晰的逻辑和独到观点，王磊则折服于黄震的理论功底。起初，王磊表示想去黄震担任所长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做研究，黄震实话实说，“若不求文凭，你跟着我做就行”。

　　有关收徒标准，黄震就2条，悟性、能被兴趣与问题不断驱动。

　　2012年夏，王磊与黄震的第3位弟子廖琦一起，在岳阳楼旁一茶楼，跪拜、奉茶、递烟、敬酒，完成了入门仪式。王磊回忆，当时跪拜时，黄震一再强调是向孔子跪拜。而当记者向黄震本人求证时，他表示，跪拜是向先贤表示敬意的一种仪式，并非封建遗孽，且他也是为徒弟着想，“仪式能够定格人生，否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师徒关系”。

　　在旁人看来，师徒间不拘带教形式，因材施教，看起来更像是朋友。有时，徒弟给师傅当助手。黄震是个特不安分的人，他担任某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给残疾人就业网当首席顾问，又紧跟形势发起设立“互联网金融千人会俱乐部”，所做皆为跨界之事，徒弟们纷纷参与，乐打下手；有时，又似乎是师傅帮徒弟干活。杨冠军看好以互联网方式做湖南“电子律师”项目，合伙人头脑发热欲投资几千万元，黄震忙着泼冷水，直言“技术落脚点太肤浅”。从师半年后，廖琦想做P2P(点对点的网络借贷平台)，黄震强烈建议一开始就要基于移动互联。王磊做P2P产品设计，黄震从法学入手，就权利和义务角度分析，从旁协助进行产品交易结构设计。

　　而今，廖琦和王磊都已成长为互联网金融公司CEO，杨冠军尚在创业中，但他们都特别感激黄震带徒弟时的无所保留，“可谓献了思想献人脉，献了人脉献平台”。杨冠军告诉记者：“老师关心的，就是徒弟是否被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发动’起来，进而改变社会。”金钱面前，黄震依然显“迟钝”，王磊所在公司总裁有意让王磊牵线，邀请黄震担任公司顾问，却被黄震一口回绝。他说，任何商业机构，我都不能挂顾问头衔，否则就会失去在行业中的公信力。

　　王磊明白，其实老师还是有所求的，“老师不止一次说过，如今大学生一般只强调自己出自哪所大学，而校园外觅得的弟子，则往往会凸显师出何门。这些个性化的东西，才是黄教授在乎的”。

　　内心的自我解放？

　　过去4年招收社会弟子的尝试，令黄震收获自信，于是“斗胆”放言停招研究生，从而将寻觅人才的目光和精力更多投注到校园外。他说：“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希望找到一种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破解‘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消息甫出，微信和微博上留言欲从师者上百。王磊一位做IT的朋友，是今年9月刚上线的搜狐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系统的开发者，专门来电向王磊咨询拜师门槛；　黄震年过七旬的岳父问女婿“收不收70岁的老学生”，以示支持；还有黄震远在国外的朋友、同学来电，问能否收他们的子女为徒。

　　黄震自嘲，为这一创新之举，他一再“退步”。2003年他已是副处级干部，2008年他萌生退意，终于在2010年届满时辞去学院党政职务。今年，他又放言，“不再主动谋求申请‘博士研究生导师’”。

　　但也是自“退步”之日起，他带领着校内外的学生、弟子，摒弃办公室里的“书斋学问”，背起双肩包，走访了至少300家企业，访谈者过千。他终于发现，纸上得来或单纯听汇报，非但浅薄，更不真实。有些金改之地，他连去过10多次，一次次在会议室里，当地人口口声声“我们的民间借贷严格遵守小额、分散原则”，但一次次与当地从业者喝酒交心，才听到了真相——部分小贷公司的放贷，动辄几千万元、上亿元。黄震也由此更确信，真正的学问用双脚丈量，唯有深入民众，走入底层，方能号准经济社会的脉搏。

　　黄震的身边人告诉记者：“黄震说过，他也曾想当博导，然而，当你有欲望时，人会变得很卑微。只有彻底断了欲望，才会是个自由人。这次停招硕士，更多应看成是他内心的又一次自我解放。”

　　当有人质疑他仍沾着中央财经大学的光，搞创新却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时，黄震反驳：“我的初心便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乃人生大乐。以我实践证明，研究生队伍中虽然较难遂愿，但本科生中仍有可教可带者。既然还有通道寻得英才，何必放弃？”

　　眼下，支持鼓励者的拔高和期待，反对者的揣测和辱骂，都令他不安。他恳请各界：“宽大为怀，兼容并包，让我继续安静地探索！”

　　他最近又转发的一条微信是“亲历哈佛：大学精神应是恢复人类天真”。他随文感慨：“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

　　解放日报记者 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