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

　　毕业论文是女儿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访。当问到下岗这件事，蒋易澄踩到“禁区”了。

　　“你写这个东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种(深挖)，不要影响你的前途，过都过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个马蜂窝了。真的！”李桂珍嘱咐女儿。

　　1999年，李桂珍下岗。有数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全国下岗工人高达2818万。

　　刚上初中的蒋易澄并不清楚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忙着写东西，看资料，经常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才听说，母亲和其他一些职工在联名上访。

　　早在李桂珍下岗前，“七矿”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由于铀矿山资源枯竭，“军转民”的小项目效益不高，企业一直亏损。厂里领导鼓励职工自谋出路，蒋易澄的父亲是技校毕业，有文凭，找了个机会调到市里给领导开车了。

　　李桂珍没有这种机会。她接到单位电话，回去开了3天“动员会”。领导在台上说，“七矿”转过年就要破产关闭，职工能调走的调走，接近退休年龄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买断工龄，能拿到四五万元的“退职费”。李桂珍选择“买断”，然后用退职费在市里开了间杂货铺。

　　可实际上“七矿”坚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产，没有响应动员“买断”的员工照常领工资，挨到企业破产时接近提前退休年龄，直接回家领退休工资了。李桂珍醒悟过来，企业“减负”，自己被“就地解决”了。“就像一个圈套”，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和同事写联名信上访。

　　在蒋易澄的观察中，这件事对母亲是个巨大的伤害，也促成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母亲意识到曾经那么赏识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统也有欺骗、唬弄自己 的时候，为它作了那么多奉献，也应该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母亲也意识到，曾经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大树’，总还是有枯萎、倾倒的时候，不能不早一些丰 满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来。”她在论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识觉醒”的代价是：丈夫被单位领导叫去谈话，家里的小卖铺被定为“黑据点”，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单”。她不想连累家里人，“干脆离婚，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这个公道讨回来！”

　　蒋易澄的爸爸当然不同意。“倔成什么呢，呵呵。”接受女儿采访时，他只是一笑而过。可李桂珍在论文里看到这句话时哭了。丈夫当时安慰她：“你就在家呆着，我有吃的，也不会饿到你。”她觉得自己当年没看错人。

　　母亲争取利益这件事，蒋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时间她经历的思想上的压力。她要顾虑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让她妥协，她会挺痛苦的。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一想确实，哎呀……”她突然停住，说不下去了。

　　争取权益失败，杂货铺也开不下去，李桂珍成为彻底的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淘汰了”，广场舞也懒得去跳，每天就窝在家里沙发上，给婆婆绣 十字绣，给女儿织毛衣。在重复的一针又一针里，脾气变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发火；路上遇到熟人问她最近在忙什么，“这不是在家待着嘛”，她三言两语带 过，不再像过去那么热情。

　　“就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李桂珍皱着眉头说，“我有一身的劲，但没地方使，做这样也不成功，做那样也不成功，对自己失去自信，觉得无能，走到哪个地方都矮人一截，觉得不如人，干脆就不要与外界接触，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岗的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的一个同事得了抑郁症，一个天天在家打麻将，夫妻一起下岗的离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学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儿懂事。李桂珍下岗后，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还要自己攒下钱缴养老保险。“有几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个星期才用 7块钱啊，你说我和我姑娘咋过来的？我跟你说，就是天天蒸馒头，熬点粥，烧一个汤，就可以吃一顿了。”中学生过生日流行请来请去，要好的女孩子们凑钱买礼 物，这种活动蒋易澄很少参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过的。

　　“哎呀，我们还是亏欠闺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蒋爸爸突然这么对妻子说。

　　“她爸也是相当难过啊。”李桂珍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