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升迁争当"博士":秘书写论文

　　官员热衷“读博”、争戴“博士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2009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就直言“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官员爱学习，一边工作一边读博，这种学习精神本该是我们的榜样，但当前一些“博士官员”却成为反面典型。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对一些“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进行批评引发热议，而随后有媒体盘点发现，十八大后被查的官员中约1/5是博士。这更引发公众对官员读博热的再思考。

　　十八大后被查官员约1/5是博士

　　官员读博士“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日前召开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引起人们注意。

　　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十八大以来，副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超60人。其中，博士学历官员至少12人，约占落马官员的1/5。而官方去年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迄今共培养50多万名博士。

　　衣俊卿、季建业、刘铁男是落马博士高官里，最有名的三人，均为副部级官员。衣俊卿被免职前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季建业落马前任南京市市长、刘铁男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巧合的是，衣俊卿、刘铁男都曾被网络举报。其中，衣俊卿是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女博士后曝光。和一些官员学历被指“造假”不同，衣俊卿“学品官声俱佳”。

　　剩下9人除王永春外，都为厅局级。王永春是中石油高管，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作为中科院地质学博士，教授级工程师，他是中石油高管中为数不多的地质学专家。有媒体报道，他或涉神秘富商周滨案。

　　彭智勇、罗广、粟志光落马前分别是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这三名重庆的厅级干部，均涉开房不雅视频事件，因此被免。从履历上看，三人是在当地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注水官博”缘何泛滥成灾？

　　一是仕途有需要。

　　当前不少地方将“干部知识化”和“干部高学历”划上等号，官员的学历越高越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导致不少“有理想”的投机分子，对博士光环趋之若鹜，纷纷“镀金”。

　　近年来，许多地方提高了官员选拔标准，特别是学历标准，大量的在职官员千方百计去考一个高学历头衔。在此情况下，官员学历注水也自然水涨船高。一些干部本科学历都没有，却能“才华横溢”拿到博士学位，不少官员本职工作干不好，却能“忙里偷闲”攻读在职文凭。

　　据人民网调查发现，不久前被免职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毕业于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从未涉足理工科领域的沈培平，突然变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微博)资源学院自然地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更神奇的是，他竟然得到了北师大的理学博士学位，而从博士到教授仅花了5个月时间。

　　二是权力可寻租。

　　早有专家指出，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拿高文凭，一是入学容易，即使需考试也有办法通过；二是学习经费、时间都很容易想办法解决。

　　因为有权，官员入学比常人要容易得多，即便考试也是走过场。此外，学习经费也不需要自己埋单，上课、作业、论文之类多由秘书或他人代劳。

　　《南都周刊》一篇报道显示，十八大之前落马的王立军，曾拥有多个硕士博士EMBA学位，29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博导研究员等，一百多项专利。但有人说他“解剖的尸体合不拢”。身边人也称他不懂英语，不怎么会上网。

　　官员学习任务由秘书或者导师代劳，论文被指抄袭、造假等新闻更不鲜见。以季建业为例，他有关研究农民权益问题的博士论文，被指大段大段与别人已发表文章雷同，却没标明出处。

　　2006年，季建业获得苏州大学在读博士生的学位，同年成为该校校董。而早在2007年，“三农”研究者张英洪就曾举报季建业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并欲花20万元平息风波。

　　太多的“南郭先生”，不仅极大浪费了社会资源，也损害了教育公平和学术公平，对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也起反作用。

　　三是需求有市场。

　　大学吸纳在职官员读博士可以收取高昂学费，通过做官员学生的工作，可以为学校的办学、科研、学生就业等拓展空间，甚至是大开方便之门；博导招了官员博士，除了可以获得科研课题上的“支持”之外，也多了权力资源，用不用是另一回事，但这里面至少有可以运作的空间。

　　一些高校置学术尊严、高校公信力于不顾，为官员读博开辟“绿色通道”，乐享权力带来的各种资源。

　　媒体了解到，直到2013年为止，沈培平都兼任北师大资源学院下设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北师大与云南省普洱市政府共同组建的北京普洱茶研究院院长。根据资源学院官网上的描述，这家机构“主要进行普洱茶高端顶层设计”，截至2012年6月，已到位研究经费近1000万元，并为资源学院筹集了160万元的奖教教学金。简历显示，2009年12月至2013年1月，沈培平担任云南省普洱市委书记。

　　约束官员博士核心是约束权力

　　客观上，官员读博并无原罪可言，在正常的角度，这应该被视为官员提高文化修养、追求进步的一个表现。但它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恰恰在于官员获取博士学位的过程，以及对博士学历含金量的存疑。对此的解读，当然有多个方面，比如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高校博士学位点的扩招、社会性的学历崇拜等，但官员博士泛滥到引发社会质疑，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权力失范问题。

　　以正常的学术眼光来看，取得博士学位并非易事。即便抛却学术积累等硬条件，对于那些忙于公务的官员而言，要挤出修学时间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前的媒体报道中，让秘书代上课、请人写论文等细节，足以证明其中的猫腻所在。说白了，官员读博中的不合理现象，都在于权力所拥有的变现空间之大，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博士学历收入囊中。

　　于行政化的高校体制之下，官员拿博士学位，还可能意味着高校与官员的双赢。在有些高校管理者看来，官员校友越多，可能在科研项目和资源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对于官员而言，除了为自己镀金，还可以方便实现“官学互动”，亦官亦学。这方面固然与少数高校难抵制权力诱惑有关，但根本上还在于权力的辐射作用太过强烈。如果行政力量对于科研资源的掌控不会如此之强，高校自然能更好地挺直腰杆。

　　面对官员博士的泛滥，当务之急，是要对高校博士学位点的设置门槛予以收紧，特别是对一些几近为官员量身打造的“论文博士”、“在职博士”，必须进行严格的清查。早在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郭新立就向媒体表示：并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但近年来官员博士潮并未得到实质性的遏制，问题出在哪，相关部门须给出答案。当然，高校也可以开始自我清查，维护学术声誉。如从2011年起，厦门大学就宣布对博士招生制度进行改革，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

　　不排除一些官员在从政之前就已取得较高的学术地位，在此之外，对于大多数博士官员而言，其博士学历的取得确实容易引起质疑。这种质疑不仅关系到官员自身的名誉，也关系到社会对于学术纯净性的评价。总体而言，它确实有着比较复杂的社会性成因，但最关键的仍在于权力约束的质量问题。真正确保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处于阳光之下，博士官帽背后自然难有怕见光的一面。

　　“官员读博”看紧门而非关上门

　　虽然在读博的官员中有像王立军、季建业这样的“图虚名”之流，但是也不能就此一概而论，否定掉所有读研读博的干部。对于那些立志要通过学习提升自我学士水平，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的干部，还是应该鼓励，不能因噎废食。

　　因此，对于“官员读博”我们不能武断地“关上门”，而是要严格的“看紧门”。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无可厚非，在工作之余，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理论修养和学士水平值得鼓励。但是，前提是要把握好从政与修学的关系，不可本末倒置。同时，大学也要在入学和授予学位时把好关，不要给纯净的学术参进“杂质”，让学术“变质”“变味”，既侮辱了“博士学位”这顶帽子，也毁掉了干部的声誉。

　　有的领导干部不求长知识，只求混学位，为自己仕途增加砝码；有的领导干部自恃高学历，不讲实际，只讲书本，造成眼高手低。难道“官”与“博”不能兼容吗？

　　当然不是，“官员”与“博士”的关系抽象来看无非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证理论，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要想改革好，就该理论实践相得益彰。所以，现代型高素质的官员，既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做保障，又要有强大的实践经验做呼应，只有把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合力，推动改革向前发展，但凡有一方面薄弱，都会影响改革进程。

　　其实，只要“官”是为民官，敢于担当，敢于实践，真正落实“三严三实”；只要“博”是真博士，真正为了发展有目的的充电，不搞虚招，不走后门，真正靠自己付出获得。把“官员”的勤政务实与“博士”的深厚理论很好的融为一体，并利用好自己的岗位优势，有效地推动改革发展，就是时代的所需要的。

　　各级领导干部不能只盯住“官”与“博”的虚名，单纯地把它们当做“晋位”的踏脚石，不能用虚假政绩混官，用投机取巧骗博。如果这样，就会真如孟委员所说图虚名，招实祸。领导干部最终还应该回归“为民务实清廉”的本色，扛起推动时代改革的重任，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综合人民网、新华社、新京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