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3日的晚上，有点表现派意味的作家张若谷在为自己的集子《若谷随笔》作序。在序中，他很是矫情地发了一通教育的牢骚。“在两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学生，正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我所选读的一科，名目上是文学法政科……课程的时间不但比其他两姊妹科——医药科与工程科来得冗长，而且名目巧立百出，什么经济政治呀，民法呀，商法呀，罗马法律呀，中国古代法呀，法国法典呀……旁而推至于哲学，至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簿记法，英语等等，这些都是包括在法政范围以内的必修课；为点缀文学两字起见，总算每天有一二小时的法文，所教授的除应有的文规修辞以外，关于法国文学的读物有拉风歹纳的寓言，赛微臬夫人的信札，莫利哀的《吝啬人》，拉西纳的《西特》等等，……至于关于中国文学方面，则昔有某某秀才举人的古文八股，近有署有留法法学博士头衔的大教授的中国文学，这就是所谓文学法政科的内容了。”

　　在那个深夜里写下这个序言的张若谷对震旦大学文学法政科的内容设置是颇有微辞的。因为当时他正执着于文学的追求。他甚至疑问，“为什么在震旦文科毕业出去的先辈学兄，只都是署法学博士的头衔，而从没有一个署过文学博士的”？但80年之后今天，当我在《良友》(1927年9月第19期)上读到他这些文字的时候，除了对当时的教育极其佩服以外，我还感到有些惊异。本人有过攻读研究生的经历，对我国当前大学里研究生教育算是有一些了解。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震旦大学相比，当前大学里的研究生教育是何其单薄，——这更增加了我“惊异”的心理。

　　首先是惊异于当时课程设置之“博”。从张若谷的这份“牢骚”可以看出，当时文学法政科的内容包含了“文、哲、史、地、法、商”的课目，覆盖的内容十分广博。连作者自己也惊叹，“以为如果读尽了这许多，一定可以做成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至少也会成功一个将来的大学教授”。“因为我的确很信仰要做成一个文学博士或法学博士，对于无论什么学科，除了数学生理学以外，都应该尽知尽谙的，所以对于这许多课目，是没有一件可以忽略的”。这种见地，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十分崇尚“通才”教育。在历史上，我们也出现了鲁迅、胡适、郁达夫这样的通才。这与当时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里那种宏博的知识覆盖不无关联。其培养的“博士”确实是以“博”著称。而反观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里，通文不通史，懂哲不懂法，更遑论文理互通了。更令人痛心的是，即使同一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生不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事情，西方哲学的学生不了解中国哲学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这自然与目前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有紧密关系。当前的博士、硕士课程，仅仅围绕本专业的核心课程，设置3到5门课，当然没有办法使学生拥有广而博的知识，一些有识之士慨叹教育“一代不如一代”，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是惊异于当时教育之“精”。虽然震旦大学的课程设置包含很广，但却不滥。像文学法政科的法国文学，主要精读一些诸如拉风歹纳(拉封丹)的寓言、莫利哀的《吝啬人》等经典文学作品。用张若谷的话说，“这几种法国十八世纪的代表文学作品在震旦数十年校史上，不知自从经了哪位大教授的规定后，到现在还是‘相沿弗替’，分配做五足年的光阴把这些可以父传子子传孙的课本去攻读”。虽然这段话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但却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时的研究生课程设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且一经研究决定，便不再胡乱更改，而是要求学生做精深的研究。这样一种追求，也是当前的研究生教育里所缺失的。无可否认，当前的研究生教育确实也有一些经典的精品课程，但大多数课程只是入门的知识，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比如说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复的还是本科时的内容，不过就是细分了稍小的专题而已，也不会让学生做五年时光的研究。这样一来，即使到毕业，所学亦不过涉及皮毛罢了。

　　再者是惊异于当时教育之“实”。这个“实”，在这里取“实用”之意。现在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这固然有整个就业市场低迷的原因，但教育脱离现实也是原因的一端。由于震旦大学的课程设置合理，教育得当，其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说，它培养的是社会需要的人才。故而，它的学生在社会上优游有余，如鱼得水。张若谷说：“到现在，(文学法政科的)许多同学们，大半已实现达到他们以前所希望的目的了；有些做了民之父母的县长，有些挂起大律师的招牌子，有些在银行当重要职员，有些乘长风破万里浪到异国去了，最抑郁不得时的，至少也在社会上谋着了半差一职。”这样美好的就业前景与当时高知识人才缺乏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就业面之广，覆盖到政治、金融、法律、学术等多种领域，十分令人惊叹。除去其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着良好的素质和适应能力外，也说明当时的教育直面社会，贴近社会，是切实向社会输送“好用型”人才的，非常“实用”。这些从其课程的设置，对学生研究能力求“精深”的要求，就可以看得出来。与现今社会需要是社会需要，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就是令人感慨系之上个世纪2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30年之后，1952年10月高校院系调整，张若谷就读的震旦大学撤销，其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于原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余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大学等校。那一代的风华从此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