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湖南省委副主委、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称，现行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制度“覆盖面太窄，金额又过高”，容易把学术激励变成争夺大奖的投机取巧。为此，刘长庚代表提案建议，提高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覆盖面，降低过高的奖学金金额，“以体现教育公平”。

　　从政策出台的根源上看，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是2014年新入学读研全面自费后的奖励性举措。这种政策调整的好意，是该肯定的：激励研究生从事科研学术，尽可能发挥“科研潜能”，从而让优秀的研究生可以获得奖学金，不会因为入学考试成绩不理想，就一直承担着每年的沉重学费，而那些公费生们却因无任何经济负担而疏于学业。

　　但不能仅仅止于此，在如何通过国家奖学金使研究生发挥科研潜能的问题上，还必须思量研究生获得奖金的考评环节，是否符合公平性原则，又或者奖金发放的范围是否合理而均衡，最终使资源配置最优化、社会效益最大化等等。这些问题都应当要首先厘清的，否则良策未必出良效，出台政策的好意未必会令广大研究生，乃至社会舆论认同。

　　事实上也必须承认，在一些先行试点研究生自费的大学里，出现了诸多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许多研究生过于追求高额的奖学金，不断地按学校的硬性规定，不断地发论文，而学术平台却不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术需求”，学术腐败由此滋长。为奖学金而“科研”，这无疑违背了政策出台的初衷。报道中提及的刘长庚委员的建议，即“提高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覆盖面，降低过高的奖学金金额”，显然是切中了“政策效应负面化”的要害所在。

　　不妨看看刘长庚委员计算出的这组数据：从总量来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项名额占研究生比例只有2.9%，使大约97%的研究生被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硕士生名额只有3.5万人，只占硕士生总数的2.7%，而博士生名额也只有1万人，奖励名额只占博士生的3.9%。这组数据客观地呈现了“获奖几率过低”，也不难发现按目前的切分法，来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这一块“蛋糕”，必然有失公平性，奖励的激励意义值得怀疑。

　　尽管“绝对公平”确实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社会失去追求“公平”的价值，且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公平，也并非抽象得不可捉摸，而仍然蕴涵许多要去均衡的现实权利。从这一意义上说，刘长庚委员关于“提高覆盖面的改进建议，适当降低国家奖学金额度”的建议，显然有其科学性与必要性。当然，在刘委员这一建议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均衡国家奖学金在全国所有高校之间的分配，最大限度地调动高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真正促进教育公平。